几乎所有读者都首先会注意到艾(ai)米(mi)斯书评中的“毒舌(she)”风格，同时(shi)也(ye)会由(you)于他所评论(lun)的很多作品或许是自己没读过的，加上他的文体风格也(ye)使翻译的活不好干，因此会带来一些理解上的难度。面对他的调侃、讽刺、毒舌(she)，有时(shi)候还真要认真想(xiang)想(xiang)他的真实意思究竟(jing)是什么，有时(shi)还会想(xiang)到他是否只是开开玩笑而已。

艾(ai)米(mi)斯在“前言”中谈到写作的理想(xiang)化境界——“所有写作都是反对陈词滥调的运(yun)动，不光反对文字的陈词滥调，也(ye)反对头脑和心灵的陈腐(fu)。”这是在书中少有的关于“陈词滥调”的正面论(lun)述，也(ye)可以(yi)看作是对这部文学评论(lun)集书名的解释。因此有必要谈谈何谓陈词滥调。

该书书名The War Against Cliché，原意是反对陈词滥调之(zhi)战，书名中的“陈词滥调”（cliché）一词源自法语，是模具敲打金属的拟声词，在印刷业术(shu)语中指“铅版”。作为“陈词滥调，陈旧的表达方式”的比喻意义在十九(jiu)世纪中期出现(xian)，在英语中直到1920年代开始普及（https://www.etymonline.com/cn/word/cliche）。在语言中常被人们使用(yong)的短语、成语在开始的时(shi)候是新(xin)鲜(xian)的、有生命力的，但(dan)是在被长期反复使用(yong)之(zhi)后往往被认为是陈词滥调。在当下的网(wang)络时(shi)代，网(wang)络流行语言更容易成为陈词滥调，这是难以(yi)避免的。美国(guo)词典编纂者和语言参考书作者奥林(lin)·哈(ha)格雷(lei)福（Orin Hargraves）的《已经有人说(shuo)过：陈词滥调使用(yong)和滥用(yong)指南》（It's Been Said Before： A Guide to the Use and Abuse of Clichés， Oxford University Press，USA，2014）专门研究在使用(yong)英语中的陈词滥调问题，他选择了六百个被认为是陈词滥调的用(yong)法，分析它们的词源和使用(yong)频率，在例句中阐释了是否应(ying)该避免或如何正确使用(yong)它们。对于“陈词滥调”，哈(ha)格雷(lei)福给写作者提(ti)出的建议是“THINK before you write”，也(ye)就是在写作的时(shi)候思考它的真正含义，以(yi)及它是否真的适合你想(xiang)在句子中表达的意思。对于使用(yong)语言的人来说(shuo)，陈词滥调既反映(ying)了一种(zhong)语言惰性，同时(shi)也(ye)说(shuo)明在交(jiao)流中语言的局限性，无论(lun)如何无法彻底抛(pao)弃(qi)陈词滥调——就像“陈词滥调”这个成语本身不也(ye)早就成了陈词滥调吗？但(dan)是批判它的人还是要使用(yong)它。要提(ti)高文学与(yu)文学批评的质量，当然要特别警惕和尽可能拒绝陈词滥调，但(dan)是应(ying)该把这种(zhong)警惕与(yu)拒绝用(yong)在对的地方，同时(shi)也(ye)要警惕故作惊人之(zhi)语的语言生产竞赛。艾(ai)米(mi)斯在《与(yu)陈词滥调一战》中不仅反对在语言文字上的陈词滥调，而且也(ye)反对思想(xiang)观(guan)念上的陈腐(fu)，以(yi)及某些宏大话语的欺骗(pian)性。要真正战胜陈词滥调，关键还是要在思想(xiang)观(guan)念和话语体系的层面上揭露它们的陈腐(fu)与(yu)虚伪(wei)性、欺骗(pian)性。

该书中评论(lun)詹姆(mu)斯·乔伊斯（James Joyce，1882-1941）《尤利(li)西斯》（Ulysses）的书评题目就叫《与(yu)陈词滥调一战》，他认为，“《尤利(li)西斯》是他对人类世界的终极呈现(xian)，是一次热爱与(yu)懒(lan)洋洋的告别；没有谁像他这样如此着迷(mi)地描写过日常生活的韵(yun)律和状态。”（468页）但(dan)是他又说(shuo) “《尤利(li)西斯》是结(jie)构(gou)性的陈词滥调”，“你想(xiang)到《尤利(li)西斯》就是有关陈词滥调的，它写的是继承来的、陈腐(fu)平庸的程式，僵化的比喻——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些属于爱尔兰天主教的和反犹的”（469页）。但(dan)是“乔伊斯从来不会无故用(yong)到一个陈词滥调”（470页）。最后他承认这部作品是“现(xian)代主义无可争议最重要的杰作”（471页）。可以(yi)说(shuo)，他对乔伊斯的评价并没有因为他对陈词滥调的戏仿贬低其文学价值。

艾(ai)米(mi)斯在“前言”（写于2000年）中回(hui)顾(gu)了那个已经逝去(qu)的文学评论(lun)时(shi)代：“那个时(shi)代在今天看来已经遥远(yuan)得面目模糊。我曾经在《泰(tai)晤士报文学增刊》打过工(gong)……我的私生活算中产波希米(mi)亚——就算不是直白的放荡，也(ye)是嬉皮风加上享乐主义；但(dan)只要一涉及文学评论(lun)，我就非常有道德。我无时(shi)无刻不在读评论(lun)，在浴缸里读，在地铁上读；我总是把埃德蒙·威(wei)尔逊或威(wei)廉·燕卜荪放在手边(bian)。我对这事儿很严肃，当时(shi)的人都这样。我们探讨文学批评总是流连(lian)忘返。我们坐在酒吧、咖啡馆里谈W.K.维姆(mu)萨(sa)特和G.威(wei)尔逊·奈特，谈理查德·霍加特和诺思罗普·弗莱，谈理查德·波利(li)尔、托尼·坦纳和乔治·斯坦纳。……我们觉得文学是内核，文学评论(lun)探索其重要性并将之(zhi)普及化，在文学周围制造一种(zhong)空间，从而进(jin)一步提(ti)升它。应(ying)该加一句，七(qi)十年代初有两种(zhong)文化的大讨论(lun)：艺术(shu)对阵(zhen)科学（或者说(shuo)F.R.利(li)维斯对阵(zhen)C.P.斯诺）。也(ye)许这一文化时(shi)刻最美妙的是艺术(shu)似乎占了上风。”（前言，1-2页）这就是艾(ai)米(mi)斯进(jin)入文学批评的历史语境，是文学史家所称的批评时(shi)代。我们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(ye)有过的那种(zhong)氛(fen)围，不过那时(shi)我们是在课室或图书馆，顶多是在街边(bian)大排档，聚在一起的除了青年学生、教师，还有社会青年，谈的更多是异化理论(lun)、存在主义和现(xian)代派文学。但(dan)是时(shi)代的大潮很快把那种(zhong)氛(fen)围冲垮(kua)了，文学评论(lun)在劫难逃。“现(xian)在文学评论(lun)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学院里，靠用(yong)行动反对经典来反对才华。好好研究华兹(zi)华斯的诗歌(ge)在学院里可不能保证晋(jin)升，但(dan)研究他的政治立(li)场就可以(yi)……所有这些都让经典被静悄悄地、一步步地蚕食了。只要打开互联网(wang)你就会发(fa)现(xian)，在这行当的另一个极端，人人都成了文学评论(lun)家，至少也(ye)是个书评人吧。”（第3页）艾(ai)米(mi)斯对待文学评论(lun)的态度的确是很严肃的，甚至有点精英主义倾向，反对来自学科生产体制和网(wang)络时(shi)代的平庸化，坚持认为在小说(shuo)背后的才华、经典是最重要的；从长远(yuan)来看，“文学会拒绝平均化，回(hui)归(gui)等级(ji)制。这不是什么纯文学作家的清高决定，而是时(shi)间的判决，时(shi)间会把能传(chuan)世的文学和不能传(chuan)世的区分开”（第4页）。因此，他在写文学评论(lun)、书评中表现(xian)出来的“酷评”“毒舌(she)”也(ye)可以(yi)从这一角度来理解，骨子里他有一种(zhong)使命感，拒绝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平庸化。

虽然对待文学批评的态度是严肃的、精英主义的，但(dan)是不妨碍艾(ai)米(mi)斯的一些欣赏趣味与(yu)大众还是相(xiang)同的。比如在评论(lun)迈克尔·梅(mei)德韦德（Michael Medved）《好莱坞vs美国(guo)》（Hollywood vs. America）的文章中，他承认看电影中的暴力场景让他挺开心的，觉得它饱满、激烈(lie)，有种(zhong)令人不安的幽(you)默感，还有点颠覆性和反文化（11页）。在拍摄技术(shu)上，由(you)于有了通电的喷射血袋(dai)、上下左右推(tui)拉伸缩的钢索，被猎枪打死(si)的场面血腥多了；手枪近距(ju)离爆头的结(jie)果是血柱喷射，受害人屈膝倒地……“我喜欢看银幕(mu)上的暴力，同时(shi)坚定地谴责(ze)现(xian)实生活中的暴力。”当然他也(ye)谈到荧(ying)幕(mu)上的暴力与(yu)军火(huo)生意关系紧密，以(yi)及“我们身处后现(xian)代时(shi)代，大概是当下大众心态里最脆弱的领域，盲(mang)从的黑洞(dong)正在扩(kuo)大”（17页）。对于我来说(shuo)这是很合口味的，一方面喜欢看《赶尽杀(sha)绝》（Shoot 'Em Up ，2007）那样的枪战对决，另一方面也(ye)在思考美国(guo)军事机器与(yu)好莱坞之(zhi)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，以(yi)及荧(ying)幕(mu)上的虚假暴力怎样在我们的世界中充当了真正的暴力。

在“前言”的最后部分，艾(ai)米(mi)斯提(ti)醒读者注意两件事情(qing)。一是要注意每篇文章末尾的发(fa)表日期，它们跨越了三十年的时(shi)光。关注文章的发(fa)表日期的确是重要的阅读方法之(zhi)一，它会让读者重返作者写作的那个时(shi)代。但(dan)是，我想(xiang)艾(ai)米(mi)斯未必会想(xiang)到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，有些在文章中不得不躲躲闪闪的话题和论(lun)述会在那个标注着日期的语境中向知情(qing)者展示出来，这是写书评的人不应(ying)忽视的问题。在艾(ai)米(mi)斯的这些书评文章中，也(ye)常常谈到被评论(lun)作品的写作年代与(yu)作品的内在联系，令读者自然感受到写作者语境对于阅读中的理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。

二是“读者还需要注意引文。引文是书评人的唯一铁证，或者说(shuo)半铁证。没有引文，评论(lun)就是在商店里排队时(shi)的自言自语。……反正引文就是我们所有的证据。说(shuo)得理想(xiang)化一些，所有写作都是反对陈词滥调的运(yun)动，不光反对文字的陈词滥调，也(ye)反对头脑和心灵的陈腐(fu)。我通常会引用(yong)陈词滥调作为批判的样本，也(ye)会引用(yong)与(yu)之(zhi)相(xiang)反的清新(xin)、有活力、值得回(hui)味的文字去(qu)赞美”（前言，5-6页）。这里，他说(shuo)的是以(yi)引文来证实“酷评”“毒舌(she)”并非无的放矢，这当然是文学批评和书评的基本依据，不管(guan)是赞美还是批判。在我看来，引文的问题还有比作为证据、依据更复杂的作用(yong)，比如作为言论(lun)尺(chi)度的合法性依据等等。顺带要说(shuo)的是，艾(ai)米(mi)斯在书评中的直接引文都没有标注页码出处，在文章标题下所评论(lun)的书也(ye)没有出版商和出版年月，看起来不那么严谨。或许是因为《纽约时(shi)报书评周刊》、《泰(tai)晤士报文学增刊》等文化媒体从来没有提(ti)出这样的固定要求，作者可以(yi)自己把握(wo)。例如著名文化史家罗伯特·达恩顿（Robert Darnton）在《纽约书评》发(fa)表的文章中，引文有时(shi)加注页码，也(ye)有时(shi)是不加的。

在《结(jie)局：赫尔的唐璜》这篇长文中，艾(ai)米(mi)斯为英国(guo)著名诗人、他父亲的朋友和他哥哥的教父菲利(li)普·拉金（Philip Larkin，1922-1985）所作的辩护让人看到他真诚(cheng)而热切的一面。拉金的诗歌(ge)反映(ying)了保守的“英国(guo)精神”，无法拥抱现(xian)代主义艺术(shu)，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艾(ai)米(mi)斯说(shuo)他“无疑是英格兰的无冕诗王——战后最受我们喜爱的诗人”，但(dan)是在他死(si)后却被一些人指控为有“种(zhong)族仇恨(hen)”、厌女症和类法西斯观(guan)点。艾(ai)米(mi)斯在为拉金辩护的同时(shi)，敏感地指出在上世纪九(jiu)十年代一度风行的那种(zhong)过于偏激和急躁的“政治正确”所导致的错(cuo)误与(yu)反弹（165页）。文章最后引述拉金《这就是诗》（This Be the Verse）中的诗句在今天读来尤其让人心惊：“人们将苦难代代相(xiang)传(chuan) / 像深入海底的大陆架。/ 自己早死(si)早超生，/ 别再来把孩子生。”（174页）好在他还有一首姐妹诗《树》（The Trees），最后几行是：“然而蠢(chun)蠢(chun)欲动的城堡 / 每年五月都会被繁茂的浓(nong)绿包裹(guo)。/ 它们似乎在说(shuo)，去(qu)年已逝，/ 重新(xin)．重新(xin)，重新(xin)开始。”（同上）于是想(xiang)到，有些诗人是不需要辩护的，诗歌(ge)就是他为自己写下的辩护词。就如一位拉金诗歌(ge)的译者所讲的，“一切都很完整。对任何人来说(shuo)都不需要辩护。他的内在理由(you)也(ye)没必要说(shuo)出来。如果非说(shuo)不可就只能重复拉金的一句名诗，生活首先是……然后是……就是这样。”（桑克《菲利(li)普·拉金百年诞辰(chen)：来自诗人的严肃忠告》，（https://www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19093900）

关于希拉里·克林(lin)顿（Hillary Clinton）的《举(ju)全村之(zhi)力》（It Takes a Village，1996；曾桂(gui)娥译，上海三联，2009年），多年前我在“一周书记”中也(ye)曾写过一段书评：“书名来自非洲的一句谚语：养育一个孩子需举(ju)全村之(zhi)力，而该书讲的正是对美国(guo)和世界各地儿童教育问题的观(guan)察与(yu)思考。一个国(guo)家、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和别人的孩子，是否‘举(ju)全村之(zhi)力’去(qu)呵护、去(qu)培养，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责(ze)任吗？但(dan)是……‘举(ju)全村之(zhi)力’这个概念就显(xian)得无比沉重，成年人世界中的自私、卑劣、怯懦就更为触目地凸现(xian)出来。希拉里在书中引用(yong)了别人的一句话：‘在当今这个世界，将儿童放在首位是一场艰苦而又孤(gu)独(du)的战斗’，的确说(shuo)明了为什么要‘举(ju)全村之(zhi)力’。这远(yuan)不是儿童事务管(guan)理部门所能解决的……当然，读者也(ye)必然会注意到，该书所涉及的很多问题并非没有争议的，尤其是本土生活的经验会启(qi)发(fa)各国(guo)的成年读者提(ti)出更具体的问题。”

现(xian)在读艾(ai)米(mi)斯1996年3月发(fa)表在《星期日秦晤士报》的书评，很明显(xian)发(fa)现(xian)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问题语境和信息资源中进(jin)行阅读和评议。艾(ai)米(mi)斯显(xian)然对这位美国(guo)第一夫人没什么好感，他在书评中认为它是“一本充斥着唯意志论(lun)和社群主义言论(lun)的育儿手册，最多会被《泰(tai)晤士报教育增刊》或《孕期》杂志提(ti)一笔……它是一本再度参选的宣传(chuan)手册或竞选演说(shuo)，一份(fen)三百页的新(xin)闻稿。通读全书我从未怀疑作者的良好初心；它也(ye)跟我努力看完的其他书一样真诚(cheng)。但(dan)就是有种(zhong)糟糕的东西在那儿。它的潜台词比台词多，充满良善、和谐、积极向上的正能量，但(dan)是上了丑陋的一课”（30页）。所谓“丑陋的一课”，首先是指他所知道的该书写作过程。希拉里和她的十几位助(zhu)手一起写稿，目标是把书稿减至人畜无害的水(shui)平；还要把每一章书稿都给总统的手下过目，看他们有什么意见。最后等到人人都满意了，我们看到的就是最不会引起争议的内容，比如“快步走(zou)、远(yuan)足和骑单车都是很好的运(yun)动，也(ye)是很好的亲子方式”等等。还有就是文风，第一夫人不能太严肃，也(ye)不能太轻(qing)浮；连(lian)引用(yong)俗语的时(shi)候也(ye)要加上双引号。于是，“解密得当的话，《举(ju)全村之(zhi)力》是一个值得再有一次机会的第一夫人肖像。值得再当一任。这已经不是四年前来华盛顿的那个不会笑的女权主义者，那个追着救护车跑(pao)的母老(lao)虎，现(xian)在的她温柔多了，有礼多了，居(ju)家多了，圣洁(jie)多了”（32页）。最后他说(shuo)“我总是不安地看封底照片。……她站在那儿，面带微笑，被拉低智商，抹掉一切本性。”（同上）

对曾任美国(guo)国(guo)防部长的罗伯特·麦克纳马拉（Robert McNamara）的《飞来横祸：挺过核时(shi)代的第一个世纪》（Blundering into Disaster: Surviving 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Nuclear Age， Panethon ，1986），艾(ai)米(mi)斯的酷评是：“应(ying)该提(ti)前说(shuo)一点，这本书几乎没写什么新(xin)东西，但(dan)它显(xian)得有分量，其权威(wei)感并非来自麦克纳马拉的文字，而是来自他的身份(fen)一一他曾担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国(guo)防部长。……它说(shuo)了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在说(shuo)。”（46页）“麦克纳马拉带我们到幕(mu)后，但(dan)官腔官调又急着完事，好像带旅游团(tuan)参观(guan)五角大楼。”这话说(shuo)得很生动、形象，那种(zhong)感觉很真实。因此，难怪在书中“没有椭圆(yuan)办公室里的僵局，也(ye)没有战情(qing)室的神经紧张”，“剩下的‘知情(qing)人’内幕(mu)也(ye)因为公开出版而谨慎处理了，麦克纳马拉出场时(shi)总是庄重而沉着。‘那个时(shi)间点上，我对总统说(shuo)……’两百字滴水(shui)不漏的麦克纳马拉式措辞之(zhi)后，‘总统接纳此建议作为脱(tuo)困的办法’……”（47页）这样的“权威(wei)文本”我们也(ye)并不少见，但(dan)是我们有时(shi)也(ye)会觉得这样的书还是可以(yi)留下来以(yi)备不时(shi)之(zhi)需。

艾(ai)米(mi)斯虽然对文学十分挑(tiao)剔(ti)，评论(lun)文章中几乎都少不了“毒舌(she)”，但(dan)是对于一些作家仍(reng)然是极为推(tui)崇的。比如对俄裔美籍(ji)作家弗拉基米(mi)尔·纳博科夫（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，1899-1977），该书收入有关他的六篇书评，在第一篇关于安德鲁·菲尔德（Andrew Field）撰写的《纳博科夫：不完全的传(chuan)记》（Nabokov:His Life in Part，by Andrew Field）书评中就通过传(chuan)记向他致敬。他在另一篇书评中说(shuo)：“纳博科夫的生活经历过双重流亡，有痴(chi)迷(mi)，有始终如一，有种(zhong)浪漫的特色，其形式有着某种(zhong)纯粹的艺术(shu)气息。”（269页）在历经了许多年的纳博科夫热之(zhi)后，谈起纳博科夫我们都不陌生。我们曾诵读过《说(shuo)吧，记忆》（Speak， Memory: 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，杨青译，花城出版社1992年）中的句子：“用(yong)一个人的整个灵魂去(qu)爱，把其余的留给命运(yun)……”“令人震惊的是普通人对蝴蝶是多么的漠不关心”。我们甚至在谈到“震颤(chan)”的时(shi)候就会想(xiang)到是否属于纳博科夫所说(shuo)的那种(zhong)“贯穿脊髓的震颤(chan)”。后来读了新(xin)西兰学者布赖恩·博伊德（Brian Boyd）百科全书式的两卷《纳博科夫传(chuan)：俄罗斯时(shi)期》（Vladimir Nabokov: The Russian Years，1990；刘佳林(lin)译，广西师大出版社，2009年）、《纳博科夫传(chuan)：美国(guo)时(shi)期》（Vladimir Nabokov : The American Years，1993；刘佳林(lin)译，广西师大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我深感作者在收集资料方面可以(yi)说(shuo)是竭泽而渔，注释中的那些档案、日记、书信、著述、访谈等以(yi)无数可靠的细节一点一滴地复原着传(chuan)主的生命史。菲尔德写的《纳博科夫：不完全的传(chuan)记》出版于1977年，真的只是“不完全的传(chuan)记”，虽然他与(yu)传(chuan)主的关系曾经很融洽。不知道艾(ai)米(mi)斯读完博伊德的两卷本——相(xiang)信他应(ying)该读过——之(zhi)后是否写过评论(lun)。

在对弗拉基米(mi)尔·纳博科夫《文学讲稿》（Lectures on Literature， Edited by Fredson Bowers）的评论(lun)中，艾(ai)米(mi)斯把他树立(li)为指导学生如何阅读文学作品的典范。“阅读是一门艺术(shu)，弗拉基米(mi)尔·纳博科夫做到了尽善尽美。”（257页）有意思的是，他每次上课前都会提(ti)醒学生不要说(shuo)话、抽烟、编织、看报纸、打瞌睡，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请做笔记”。“然后他会开始鞭策和刺激那些最认真听课又闷闷不乐的学生们，迅(xun)速摧(cui)毁他们半瓶子醋(cu)先入为主的时(shi)髦观(guan)念。”（258页）由(you)于也(ye)读过纳博科夫的这本《文学讲稿》，因而我对艾(ai)米(mi)斯的评论(lun)也(ye)深有同感。比如他说(shuo)“纳博科夫以(yi)自己的方式恰如其分地概述情(qing)节，强调句式结(jie)构(gou)和局部效(xiao)果：完美地再现(xian)了原著的笔调和嘲讽性距(ju)离”（259页）。的确是这样，作为阅读课程的《文学讲稿》，纳博科夫的解读充满了穿透力和启(qi)发(fa)性。更重要的是，“他想(xiang)要教会人们如何阅读，而且，也(ye)许是不自觉的，他尝试(shi)通过简单地表露自己对文学的热爱来灌输这种(zhong)热爱。纳博科夫关于爱玛·包法利(li)阅读习惯的评论(lun)有着恰到好处的语调，表达了心怀感激的严肃心情(qing)”（260页）。通过简单地——不敢夸张——表露热爱来引导学生热爱阅读，这话说(shuo)得真好。

读《弗拉基米(mi)尔·纳博科夫：书信选集1940-1977》（Vladimir Nabokov: Selected Letters 1940-1977， edited by Dmitri Nabokov and Matthew J. Bruccofi），艾(ai)米(mi)斯的感觉是“这本书信集令人愉快，表明纳博科夫是一位令人愉快的人：忠实、慷(kang)慨、深情(qing)、非常风趣”（265页）。但(dan)是他很快就从令人愉快的表层深入进(jin)去(qu)：那些本来就不喜欢纳博科夫的人会发(fa)现(xian)一些附(fu)庸风雅、粗暴、傲慢和尴(gan)尬的政治观(guan)点，还有与(yu)《花花公子》的友好关系，“但(dan)是他真正的粉丝将意识到这本书是一种(zhong)巨大的凯旋般的证明：证明美德和力量在纳博科夫书写下的每一页文字上闪闪发(fa)光。每一页文字，即使是那些最具有摧(cui)毁力量、最残酷、最悲伤的文字”（266页）。艾(ai)米(mi)斯对他的推(tui)崇无疑是到了过分的地步：“这本书几乎没有一句话不风趣、精致、精确、令人警醒。甚至文学生涯琐碎的日常都被纳博科夫不知疲倦的敏感重新(xin)涂刷了一次。”（268页）这只能说(shuo)是艾(ai)米(mi)斯“爱我所爱，无怨无悔”，对我来说(shuo)更感动的是艾(ai)米(mi)斯谈到“这本书洋溢着父爱”：“这本书的结(jie)尾是他给儿子写的最后一封信，令人揪心地恰如其分，信的开头是‘我最亲爱的’，最后是：‘我拥抱你，为你感到骄傲，好好照顾(gu)自己，我亲爱的。’”（269页）其实严格说(shuo)来这也(ye)是“陈词滥调”，但(dan)却是我们永远(yuan)不会放弃(qi)、永远(yuan)会从心底里奔涌出来的那种(zhong)有强大生命力的声音。

《纳博科夫的大满贯》评论(lun)的是弗拉基米(mi)尔·纳博科夫最负盛名也(ye)最有争议的小说(shuo)《洛丽(li)塔》（Lolita，1955），一篇写于1992年的很长的书评。文章结(jie)尾说(shuo)读过不同版本的《洛丽(li)塔》八九(jiu)遍，在常看的那本精装本的页边(bian)上落满了记号、问号、惊叹号、直线和歪(wai)歪(wai)扭扭的线、双重线和三重线；他说(shuo)这些评语“形成了某种(zhong)对整体的超现(xian)实的概括，……是一阵(zhen)阵(zhen)不断更新(xin)的惊讶(ya)不已”，最后说(shuo)还打算再读这部小说(shuo)许多遍（524-525页）。他似乎力图从几个方面来为这本小说(shuo)辩护：文学并非生活，不是公共生活；它因为太有名而受到曲(qu)解等等，但(dan)是没有正面展开论(lun)述。他对这部小说(shuo)的评价也(ye)是零(ling)散地冒出来，而且也(ye)是通过隐晦的或突兀的表述来呈现(xian)，但(dan)是已经会激怒女权主义者：“纳博科夫是如何将她的故事纳入这个长达三百页滔滔不绝的叙述——如此令人坐立(li)不安，如此不可遏制的灵感喷发(fa)，而且如此不可想(xiang)象地充满刺激？”（504页）书评题目中的“大满贯”不知原文是什么，如按这个词的说(shuo)法就是比喻纳博科夫赢得了所有荣誉。

不管(guan)怎样，我们现(xian)在比当年写书评的艾(ai)米(mi)斯知道更多有关纳博科夫创作出这本小说(shuo)的“洛丽(li)塔原型”的情(qing)况。德国(guo)文学批评家迈克尔·马尔（Michael Maar）的《说(shuo)吧，纳博科夫》（Speak， Nabokov，translated by Ross Benjamin；Verso，2010）认为纳博科夫的《洛丽(li)塔》并非原创，早在1916年一个笔名叫做Heinz von Lichberg的德国(guo)人就发(fa)表了一篇名为《洛丽(li)塔》的短篇小说(shuo)，也(ye)是讲恋童癖的故事。这一“剽(biao)窃”说(shuo)法到底是否可靠且不论(lun)，对于纳博科夫研究来说(shuo)无疑是一种(zhong)有挑(tiao)战性的视角。最近读了美国(guo)犯罪问题专栏作家萨(sa)拉·魏恩曼（Sarah Weinman）的《洛丽(li)塔原型：小说(shuo)〈洛丽(li)塔〉背后的萨(sa)莉·霍纳绑架案》（The Real Lolita：The Kidnapping of Sally Horner and the Novel That Scandalized the World，2018；马雨禾译，北(bei)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24年6月），感觉并不意外(wai)。由(you)于美国(guo)国(guo)会图书馆从2009年开始撤销了对纳博科夫文件的五十年保护限期，萨(sa)拉·魏恩曼阅读了极为丰富的包括纳博科夫的笔记、手稿以(yi)及简报、信件、照片和日记等资料，最后发(fa)现(xian)有证据表明，尽管(guan)纳博科夫酝酿这个主题已经断断续续有二十多年，但(dan)是直到他了解到发(fa)生在1948年至1950年的这桩少女绑架案之(zhi)后，《洛丽(li)塔》的故事才发(fa)展成熟。结(jie)论(lun)是：“有证据表明，《洛丽(li)塔》的内容高度依附(fu)于现(xian)实罪案。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远(yuan)比纳博科夫承认的要更深远(yuan)。”（《洛丽(li)塔原型》，13页）魏恩曼曾在采访中说(shuo)：“纳博科夫在他的小说(shuo)中深挖了真实绑架案受害者萨(sa)莉·霍纳的故事，无论(lun)小说(shuo)有多么精彩，它都无法弥补真实的创伤和痛苦，受害者的家人仍(reng)然受到影响。但(dan)是，纳博科夫本人却在这部难度极大的小说(shuo)中隐藏了自己的道德愤怒，以(yi)至于即使在今天，仍(reng)有太多的人将其误解为 ‘爱情(qing)悲剧故事’，而这肯定不是。”（https://www.163.com/dy/article/JO6IVRRG051284DV.html）这无疑对于在今天重新(xin)阅读这部二十世纪文学名著产生重要影响，也(ye)很想(xiang)知道艾(ai)米(mi)斯在去(qu)世之(zhi)前是否读到了魏恩曼的这部《洛丽(li)塔原型》。

由(you)此想(xiang)到纳博科夫最终没能写完的小说(shuo)《劳拉的原型》，他在弥留之(zhi)际要求妻子毁掉这部未完成的手稿，但(dan)这部手稿还是在2009年由(you)英国(guo)企鹅出版社以(yi)《劳拉的原型：（死(si)亡是有趣的）碎片小说(shuo)》（The Original of Laura: [Dying is Fun] a Novel in Fragments）为题出版。这部小说(shuo)形式结(jie)构(gou)是故事中套(tao)着故事，表面的叙事之(zhi)下有更深层的叙事，设置这种(zhong)结(jie)构(gou)框(kuang)架的目的就是有意引导读者进(jin)入、分享然后建立(li)各人自己的理解结(jie)构(gou)。因此，“说(shuo)吧”就是对所有读者的召唤。

回(hui)到艾(ai)米(mi)斯的《与(yu)陈词滥调一战》。在他的书评中我们如同置身在森林(lin)中，很容易只看到树木而看不到森林(lin)，即只看到他的文体风格中的调侃、讽刺和毒舌(she)，看不到隐藏在论(lun)述中的真正主题——他力图在所评论(lun)的作品中“披沙拣金，有时(shi)获宝”；他追踪的是从文学宝库中辐射过来的光影与(yu)碎片，重现(xian)阅读中的生命体验与(yu)文学享受。作为毒舌(she)式的书评家，他的批判和赞美都同样有着真实的分量，虽然未必都是正确无误的。在合上这本书评集的时(shi)候，我们还真想(xiang)说(shuo)一句：“说(shuo)吧，艾(ai)米(mi)斯”，前面还有无数的书籍(ji)有待书评家的毒舌(she)与(yu)赞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