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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完(wan)小孩后怎(zen)么带，这是当代夫妻的一个难题。
2024 年，受国(guo)务院委托，国(guo)家卫(wei)健委主任雷海潮向十四届全国(guo)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(yi)作《国(guo)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(gong)作情况的报告》（下称“国(guo)务院报告”）时(shi)提(ti)到，多地调查(cha)显示，超过三成的 3 岁(sui)以下婴幼儿家庭(ting)有送托需求，受行业发展(zhan)阶段(duan)及服务价(jia)格等多种因素影响，目(mu)前全国(guo)实际(ji)入托率(lu)仅为 7.86%，现有托位缺口较大。
从国(guo)际(ji)范围看(kan)，2018 年 OECD（经合组织）国(guo)家 3 岁(sui)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(lu)平均为 33.8%。而在我(wo)国(guo)，对不少家庭(ting)来说，交(jiao)给爷爷奶奶带或者让妈(ma)妈(ma)在家“全职”带小孩，是更常见的做法(fa)。
不过，近年来为了减轻双职工(gong)家庭(ting)的“带娃”压力，多地开始探索生育友好岗、婴幼儿托育等服务。
近日，在2025年上海首场大型招(zhao)聘会上，就出现了“生育友好岗”——用人单位采取弹性上下班、居家或远程办公、灵活休假(jia)、绩效(xiao)考核(he)等柔性管(guan)理方式。此前，广东、山东、河北等地也(ye)有类似岗位。
此外，北京、浙江杭州、广东深圳、福建厦门、湖北武汉等地已开始探索乳儿班。比如浙江温州一所公立幼儿园(yuan)为 6 个月(yue)以上-3 岁(sui)以下的婴幼儿提(ti)供托育服务，开班后已经有 6 个月(yue)大的孩子入托；北京的八里庄(zhuang)儿童(tong)成长中心提(ti)供全日托、半日托、临(lin)时(shi)托等托位；福建厦门思明区对普(pu)惠托育机(ji)构开展(zhan)乳儿班、托小班激励性入托奖补及租金减免等政策。
国(guo)家政策也(ye)在鼓励扩大幼儿园(yuan)托班招(zhao)收婴幼儿范围。2024 年 11 月(yue)，酝酿(niang)了 20 年的《中华人民(min)共和国(guo)学前教育法(fa)》通过，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(yuan)开设(she)托班，提(ti)供托育服务。
多国(guo)3岁(sui)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(lu)超三成
在世界范围内，多国(guo)已经建立了3岁(sui)以下婴幼儿的社会托育服务体系。
数据显示，2018年，在韩国(guo)3岁(sui)以下婴幼儿中，超六成入托。其中，韩国(guo)2岁(sui)幼儿的入托率(lu)高达92.1%。同为东亚(ya)国(guo)家的日本，2岁(sui)幼儿的入托率(lu)也(ye)有56.5%，1岁(sui)幼儿的入托率(lu)达到33.2%。
作为全球生育率(lu)倒数的国(guo)家，日韩为了让年轻人生孩子使出“浑身(shen)解数”，提(ti)供了优(you)厚(hou)的托育政策。这两个国(guo)家的入托率(lu)在连(lian)年攀升。
从整体上看(kan)，2018年OECD 国(guo)家3岁(sui)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(lu)平均为 33.8%。相(xiang)比之下，2024年的报告指出，中国(guo)3岁(sui)以下婴幼儿的实际(ji)入托率(lu)仅有7.86%。
然而，与低送托率(lu)形成反(fan)差的是，中国(guo)的家长们实际(ji)上有着(zhe)旺(wang)盛的送托需求。
《2019年全国(guo)人口与家庭(ting)动态监(jian)测调查(cha)》（下称“2019年监(jian)测调查(cha)”）询问了6万名(ming)15-49 周岁(sui)的中国(guo)女(nu)性，结果显示实际(ji)上有27.6%的育儿家庭(ting)希(xi)望将子女(nu)送托。原国(guo)家卫(wei)计(ji)委 2016 年在全国(guo)十城市调查(cha)中发现，有 1/3 的家庭(ting)有社会托育服务需求。2024年发布的上述国(guo)务院报告也(ye)显示，多地调查(cha)显示，超过三成的3岁(sui)以下婴幼儿家庭(ting)有送托需求。
需求这么旺(wang)盛，那为何中国(guo)送托率(lu)如此之低？
“孩子年龄小，舍得(de)送托班吗？”
此前，网红Papi酱(jiang)在综艺中透露，自己把1岁(sui)3个月(yue)左右的孩子送托儿所，结果被部分网友责怪没有责任心——“这么小送过去小孩没有安全感”“这么小的孩子，谁舍得(de)送去全托呢？”等评论比比皆是。
这些网友的想法(fa)并非个例。2019年监(jian)测调查(cha)显示，不送托的主要原因包括孩子年龄太小、有人照看(kan)、收费太高。
针对孩子年龄小，不想送或家人不让送的情况，中国(guo)人民(min)大学人口与发展(zhan)研究中心教授、家庭(ting)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婷在接(jie)受澎湃新闻(wen)采访时(shi)表示，这一方面(mian)是受到中国(guo)家长的教育理念影响，担(dan)心孩子有分离焦虑等问题，另一方面(mian)是对托儿所质量的不放心。
近些年，幼儿园(yuan)或者托儿所曾爆出几起虐童(tong)事件，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家长们的送托积(ji)极性。在2019 年监(jian)测调查(cha)结果中，想送托儿所的母亲们在选择托育机(ji)构时(shi)，重点(dian)考虑的前两大因素是安全条件和师资能力。
相(xiang)比民(min)办机(ji)构，家长们普(pu)遍认为有政府(fu)参与或主办的托班更加有质量保障。2017年中国(guo)人民(min)大学与国(guo)务院妇儿工(gong)委联合进行的四省市（天津、黑(hei)龙江、山东、四川）城市0-3 岁(sui)托育服务需求和供给抽样调查(cha)（下称“四省市”调查(cha)）显示，超过七成的家长希(xi)望孩子上公办机(ji)构，超过12%的家长希(xi)望孩子上的托班有政府(fu)参与。
然而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(guo)公益研究院儿童(tong)福利与保护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员王淑清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提(ti)及，近年来，近七成0-3岁(sui)婴幼儿入托民(min)办机(ji)构，仅2.2%入托教育部门管(guan)理的托育机(ji)构。
本来靠谱的托育机(ji)构就不多，就算真的想送托班，不少家长看(kan)着(zhe)动辄上千的托育费用也(ye)只能望洋兴(xing)叹。多次生育意愿调查(cha)结果都显示，年轻人之所以不愿生、不敢生，最重要的原因是生育养育成本高、经济负担(dan)重。
上述2024年发布的国(guo)务院报告里就提(ti)到，2023年，全国(guo)民(min)办托育机(ji)构占全部托育机(ji)构的89.5%，平均托育服务收费价(jia)格（不包括餐费）为每(mei)月(yue)每(mei)人1978元，一线(xian)城市在每(mei)月(yue)每(mei)人5500元以上。报告还指出，这与家长们的支付能力和期待存在较大差距(ju)，许多有送托需求的家庭(ting)望而却步，2023年全国(guo)托位实际(ji)使用率(lu)仅为46.7%。
“（幼儿园(yuan)招(zhao)收年龄）向下探比较困难，家庭(ting)观念和托育成本都很难大规模下探，”李婷告诉(su)澎湃新闻(wen)，如今养娃精贵，养1岁(sui)的娃跟(gen)养2岁(sui)的娃成本差别很大，师生比要求就很不一样。
以2024年12月(yue)刚建成开放的北京八里庄(zhuang)儿童(tong)成长中心为例，目(mu)前该(gai)中心在0到1岁(sui)年龄段(duan)是一名(ming)老师照顾两个孩子。随着(zhe)更多孩子入园(yuan)，未来1-2岁(sui)孩子的师生比大约为1:3，而2-3岁(sui)孩子的师生比大约为1:4。
如何降低送托成本？临(lin)时(shi)托和半日托等形式或许是一种路径。中国(guo)人口与发展(zhan)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(shi)毅研究发现，比起全日制托育，临(lin)时(shi)托和半日托等服务形式可以填(tian)上临(lin)时(shi)照护小孩的需求，减轻因临(lin)时(shi)看(kan)护对女(nu)性劳(lao)动就业的负面(mian)影响，也(ye)不会明显增加家庭(ting)照护的经济成本。
提(ti)供多元化(hua)的托育服务不仅能降低送托成本，也(ye)能满足不同的需求。四省市数据显示，对于2岁(sui)以下的孩子，若非万不得(de)已，家庭(ting)一般都不舍得(de)将他们送往(wang)全天候的托育服务机(ji)构，但全职妈(ma)妈(ma)和职业妈(ma)妈(ma)，对社区临(lin)时(shi)托育、喘息服务、延时(shi)照料等，都有一定的需求。
托育服务体系重返舞台
在精细化(hua)养娃的时(shi)代，相(xiang)比花大钱让小孩上不一定靠谱的托儿所，当代夫妻选择把孩子交(jiao)给爷爷奶奶。
2022年CFPS的数据显示，10年间，家庭(ting)中女(nu)性的照料负担(dan)稍微减少了一点(dian)，部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开始带娃了。
具体而言，从2012年到2022年，一个家庭(ting)中妻子照料3岁(sui)以下小孩的比例下降了6%。照顾孩子的重担(dan)从妈(ma)妈(ma)身(shen)上分到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身(shen)上，托儿所和爸爸的照顾的比例也(ye)略有提(ti)升。
不过，正如数据所示，2022年妈(ma)妈(ma)照料3岁(sui)以下婴幼儿的比例仍然高达58.7%。
李婷接(jie)受澎湃新闻(wen)采访时(shi)说，中国(guo)入托率(lu)较低的原因之一就是代际(ji)照料支持供给很大，这也(ye)是中国(guo)区别于其他国(guo)家的特殊(shu)之处(chu)。
日本女(nu)子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沈洁此前接(jie)受澎湃新闻(wen)采访时(shi)也(ye)有类似观点(dian)：育儿压力仍然较大，国(guo)内大部分家庭(ting)仍然停留在让老一辈帮忙带孩子的阶段(duan)。
而从2019年开始，我(wo)国(guo)陆续出台政策，支持3岁(sui)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(zhan)。这一年又被业内称为“中国(guo)托育元年”。
从更远的时(shi)间来看(kan)，我(wo)们会发现这些政策，有着(zhe)历史(shi)的影子。
中央民(min)族大学人口与民(min)族发展(zhan)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在一篇论文中提(ti)到，在新中国(guo)成立后，受到苏联经验、妇女(nu)解放的价(jia)值性理念和对女(nu)性劳(lao)动力的工(gong)具性需求等因素的影响，中国(guo)大规模配置公立托儿所。
1938年10月(yue)2日，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，陕(shan)甘(gan)宁(ning)边区儿童(tong)保育分会发起成立了“陕(shan)甘(gan)宁(ning)边区战时(shi)儿童(tong)保育院第一院”，即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“延安第一保育院”。图源(yuan)自 CCTV
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(guo)，许多工(gong)厂(chang)内设(she)有托儿所和幼儿园(yuan)，由工(gong)厂(chang)出资建设(she)并提(ti)供基本设(she)施。数据显示，1954年，全国(guo)厂(chang)矿企业、医院、学校等系统建有托儿所4003个，2670个哺乳室，又或是收编私立托儿所，改为机(ji)关托儿所。
资料显示，1950年代的某国(guo)有工(gong)厂(chang)就为该(gai)厂(chang)职工(gong)的婴幼儿养育提(ti)供了多项便利，比如为带孩子上下班的职工(gong)开设(she)了母子班车(che)，以及车(che)间内配置了蒸(zheng)饭箱和储物间等。
20世纪50年代，某国(guo)有工(gong)厂(chang)设(she)立了母子班车(che)。图源(yuan)自《幼儿教育导读》杂志
不只是在城市，当时(shi)农(nong)村的入托率(lu)也(ye)很高。多篇论文指出，1960年全国(guo)农(nong)村儿童(tong)入托率(lu)高达70%，大多数参与社会劳(lao)动的妇女(nu)将孩子交(jiao)由村办托幼组织。
除(chu)了解放女(nu)性的生产力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也(ye)是另一重要影响因素。根据国(guo)家统计(ji)局，1963年出生人口为2975万人。这一年也(ye)是新中国(guo)历史(shi)上出生人口数最多的年份。
然而，在中国(guo)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，1984年的国(guo)有企业改革和单位制解体使得(de)作为职工(gong)福利的托幼服务逐渐被剥离出单位。
“减负”成为国(guo)有企业改革的核(he)心议(yi)题。1955年，中华全国(guo)总工(gong)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，由于企业行政经常随意安插编余人员，托儿所的编制一般大于实际(ji)需要。比如某地矿务局托儿所，收托儿童(tong)不满五十名(ming)，仅管(guan)理人员就配备有正副所长、指导员、管(guan)理员等。
此外，中华全国(guo)总工(gong)会指出，由于编制冗余，人事费用开支较多，工(gong)薪(xin)支出一般占到常规支出的75%～85%，有的超过90%。
不过，托育体系在中国(guo)真正成为历史(shi)还要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。
直到 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，托儿所数量还在发展(zhan)中。但随着(zhe)市场化(hua)改革的深入推进，托儿所持续减少。起初(chu)是独立设(she)置的托儿所减少，继(ji)而是一些普(pu)惠性公立幼儿园(yuan)的托班也(ye)逐渐消失。
以上海为例，据上海交(jiao)通大学公共管(guan)理博士向小丹的一篇文章，1981年，上海市区各类在托儿童(tong)总数有20多万，仅民(min)办托儿所就有562所，吸纳了超过10.5万名(ming)婴幼儿。到了2022年，上海市区独立设(she)置的托儿所剩下30所，托儿数仅有1414人。
进入21世纪后，公办托儿所几乎完(wan)全消失。 在这个时(shi)间段(duan)中，市场化(hua)机(ji)构尽管(guan)试图填(tian)补这个空缺，却因为质量参差不齐、重教学而轻保育等原因不被家长们接(jie)受。
正因为这种种历史(shi)因素，托育领域(yu)从政府(fu)退场，转(zhuan)向家庭(ting)照料为主。
但到了2015年前后，随着(zhe)“全面(mian)两孩”生育政策的落地，社会化(hua)托育服务又回归了。杨菊华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，在过去几年中 ，政府(fu)一直在出台与生育政策相(xiang)配套的家庭(ting)支持政策，托育服务体系的重构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施策。
比如，近年来部分城市推出了“妈(ma)妈(ma)岗”的职位，与历史(shi)上的“妈(ma)妈(ma)班”类似，包括广东、山东、河北等地。以广东中山为例，2021年，中山市推出“妈(ma)妈(ma)岗”，明确提(ti)出对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实行每(mei)月(yue)每(mei)人300元标准给予社保补贴(tie)、 每(mei)月(yue)每(mei)人100元标准给予岗位补贴(tie)，还为灵活就业妇女(nu)提(ti)供每(mei)月(yue)每(mei)人300元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(tie)。
不过，此岗的名(ming)称在网上遭到不少吐槽，被指应该(gai)改名(ming)为“亲子岗”“生育友好岗”等中性词汇。而“妈(ma)妈(ma)岗”的说法(fa)在一定程度上反(fan)映出，育儿的责任仍更多在妈(ma)妈(ma)身(shen)上。
杨菊华就指出，与此前不同的是，当前重构的托育服务体系仍然强调家教为主，托育为辅，其中女(nu)性仍然是育儿的主力。即便是到了现在，女(nu)性也(ye)常常是无法(fa)兼顾工(gong)作与家庭(ting)，这可能进一步激化(hua)职场母亲的育儿焦虑，增大工(gong)作与家庭(ting)之间的张力。
在《我(wo)不想成为伟(wei)大的母亲》一书中，资深媒体人泓舟采访了20多位母亲。在书中，有一名(ming)生二胎的妈(ma)妈(ma)宋晴，她大着(zhe)肚子依然坚持出差，上班到预产期前一天才回家休息待产，休完(wan)产假(jia)后第一时(shi)间返回工(gong)作岗位。然而“工(gong)作——怀孕——工(gong)作”的无缝衔接(jie)，仍然使得(de)她在升职竞争中没有比拼过业绩略逊色的同事。宋晴的领导理直气壮地告诉(su)她：“如果你没有生第二个的话，很大可能会先提(ti)拔(ba)你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