管理开放。管理开放主要针对政府管理模式(shi)，其核心是简政放权，优化政务服(fu)务，提升行政效能。比如，加(jia)强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建设、创新海关综合(he)监管模式(shi)、实施“证照分离”等商事制度改革(ge)，都是政府优化管理模式(shi)，营造市场化、法治(zhi)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体现，是管理开放的重要内容。

标准开放。标准是就商品生产而提供的规则、指南，包括环境标准、劳工标准、数字领域标准等。标准可以规范企业行为，确(que)保企业按照合(he)格流程(cheng)开展生产经营活(huo)动，为提高产品质量以及服(fu)务水(shui)平提供了可能。目前国际通行的标准主要由(you)国际标准化组织（ISO）等制定；在国际标准下，各国或区域也有自己的标准，如欧盟(meng)标准（CE）、中国国家标准（GB）、日本工业标准（JIS）等。标准开放为管理提供了更具体的衡(heng)量尺(chi)度，有助于降低合(he)规成本，提升在国际贸易体系(xi)中的适配性(xing)。

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挑战与应对之(zhi)策

制度型开放既是我国紧扣高水(shui)平对外开放最新实践，把握开放最新特点的现实需要，也是顺应国际经济发展新趋势(shi)，应对国际挑战的必然选择。当前，国际经贸规则领域的角(jiao)逐愈演愈烈(lie)，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。21世纪以来(lai)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逐年上升，亚太经合(he)组织、金砖国家等平台作用不断增强，为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注入(ru)了“发展成分”。但与此(ci)同时，发达国家正加(jia)紧控制和争夺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，推动形(xing)成有利于维护其利益的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。在此(ci)背景下，推进制度型开放，建设更高水(shui)平开放型经济，需要从多维度着力。

广泛吸收有益经验，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制度机制。例如，对照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(xi)协定》（RCEP）“累(lei)积原产地规则”，推出“原产地声明”“背对背原产地证明”等便利导向的制度，推进商事制度改革(ge)，建立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(xi)，推动政府管理由(you)注重事前审(shen)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；对标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(xi)协定》（DEPA）高标准经贸规则要求，不断放宽数字领域市场准入(ru)，促进和规范数据(ju)跨(kua)境流动，推动数字贸易领域的制度型开放。主动与全球通行规则相对接，吸收国际反垄断法的广泛共识，推动产业政策从选择性(xing)转向功(gong)能性(xing)、从倾斜(xie)性(xing)转向竞争性(xing)，形(xing)成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。

对于尚(shang)未形(xing)成统一国际规则的新领域，开展先行先试，推出中国方案(an)，掌握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(hua)语权。制度型开放既包括全面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，即(ji)“制度学习”，也包括主动参与全球治(zhi)理，向国际上提供制度方案(an)，即(ji)“制度创新”。可以考虑(lu)依托“一带(dai)一路(lu)”倡议(yi)，打造开放包容的共同发展平台，针对数字贸易规则和绿色贸易规则中的重要议(yi)题，选择比较优势(shi)明显(xian)的规则领域，贡献中国智慧，扩(kuo)大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的影响力。

加(jia)强自由(you)贸易试验区制度集成创新建设，开展经贸规则试点，为深入(ru)推进制度型开放探索实践路(lu)径(jing)。高标准贸易规则是在现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基础上的“深层规则”，具有涉及面广、复杂程(cheng)度高等特点，应利用自由(you)贸易试验区的“先行先试”做好对标高标准贸易规则的压力测试，确(que)定好优先序，聚(ju)焦贸易监管、金融开放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(ge)，培育国际化、市场化、法治(zhi)化营商环境，推进制度改革(ge)与监管创新，形(xing)成一批引领性(xing)制度创新成果(guo)，为建设更高水(shui)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新途径(jing)、积累(lei)新经验。

统筹推进制度型开放与深层次改革(ge)，实现两者良性(xing)互动。一方面，以制度型开放为深层次改革(ge)提供内容和动力，制度型开放侧重“边境后”规则，其内容本身就是深层次改革(ge)的内在要求，是“边境开放”向“境内开放”的拓展和延伸；另一方面，以深层次改革(ge)为制度型开放提供制度保障(zhang)，通过开展系(xi)统集成、重点突出的深层次改革(ge)，建设顺应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开放型经济体制，为制度型开放铺路(lu)。

（作者：杨继军，系(xi)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院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