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9月(yue)1日，南京市即成立液体燃料管理处，规定只有持有购油牌(pai)照者才可购买。同年10月(yue)，武汉也成立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，同样规定无购油照者不能购油。10月(yue)14日，竺可桢到南京朝天宫教育部临时办公室与教育部长王世杰会晤(wu)，讨论浙大的迁(qian)移问题。下午二点半竺可桢才回到中(zhong)央研究院，因所乘车之汽(qi)油已尽。他发现“南京购汽(qi)油非得特许证不可，即此亦只能以二三Gallon为(wei)限”。竺可桢当天所坐乃从浙大开来的小汽(qi)车，自然没有南京的购油证。

在当时，中(zhong)国尚没有成型的石油工业，汽(qi)油几乎完全依赖进口。1912年，中(zhong)国的汽(qi)油进口不过40万加仑，到了1931年，已经增加至近3000万加仑。1932-1936年，平(ping)均每年进口汽(qi)油在3600万加仑（大约10万吨(dun)左右）以上，所以政府采取这样的政策并不令(ling)人意外。不过相比(bi)而言，德国在1935年的汽(qi)油消(xiao)费已经达到158万吨(dun)，中(zhong)国由于汽(qi)车普及程(cheng)度尚低，汽(qi)油消(xiao)费也处于较低水平(ping)。

从四种(zhong)主要石油精(jing)炼(lian)品的进口情况来看，1933年进口值最高的是煤油，其后分(fen)别是汽(qi)油、柴油和(he)润滑油，总计价值过亿(yi)元。此外，中(zhong)国也每年从海外进口酒精(jing)。不过自1931年以来，由于中(zhong)国各地酒精(jing)厂的陆续建成，酒精(jing)进口量逐年减少(shao)。尤其是1935年，当时东亚规模最大的中(zhong)国酒精(jing)厂在上海建成投产，规划产能达每天8000加仑，基本可以达到自给自足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，随(sui)着日军逐渐侵蚀中(zhong)国的进口路线，汽(qi)油进口也日趋(qu)困难。1939年6月(yue)22日，人在贵阳(yang)的竺可桢至兵(bing)工署办事处商谈车辆运输(shu)，为(wei)浙大迁(qian)黔作准备，对方(fang)表示(shi)“现国内有汽(qi)车7000辆，加所购一万辆，以用半数，计7500，每日用20gallon即十五万gallon，即300吨(dun)也。现进口由安南到同登(deng)只能装一百吨(dun)一天，滇越装三百吨(dun)，合不过400吨(dun)，全数运油尚不够，故三五月(yue)以后，油将成大问题云云”。（《竺可桢全集》7，111）

1939年10月(yue)，日本为(wei)了达到切断桂越的交通和(he)运输(shu)，并以南宁为(wei)基地，轰炸滇越交通线的目的，制定了入侵桂南的计划。日军于11月(yue)5日登(deng)陆钦防，旋(xuan)即在24日攻占(zhan)南宁。中(zhong)国政府遂调集军队20余(yu)万进行反攻，于12月(yue)18日实施“桂南会战”，夺取昆(kun)仑关，取得初步胜利。然而日军很(hen)快增兵(bing)至6万，并在1940年1月(yue)28日发动“宾阳(yang)会战”，阻断国军，并重新占(zhan)领(ling)昆(kun)仑关。此后，双方(fang)进入相持阶(jie)段。至1940年10月(yue)下旬，日军撤入越南，中(zhong)国军队遂逐渐收复广西失地。

在这段时间，广西战事数度危(wei)急。南宁离(li)浙江大学所驻的广西宜山(shan)不到300千米，宾阳(yang)北距(ju)宜山(shan)则不到200千米的距(ju)离(li)，且浙大所驻之地常发空袭警报。据竺可桢的记录，1939年11月(yue)2日，当地发出三次警报；11月(yue)3日又发三次警报，下午3点10分(fen)始解除；11月(yue)4日有两次警报。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学校每隔(ge)一日便有一到两次警报，师生们自然人心(xin)惶惶。

11月(yue)15日，竺可桢获知日军从北海登(deng)陆。20日，他又从报上知道钦州也已失守。竺在21日的日记中(zhong)痛心(xin)地表示(shi)：日军要在“北海、钦廉(lian)登(deng)陆之说传之已达一年余(yu)，而我(wo)军事方(fang)面人员毫不介意，扬言事事有准备，而实际则徒以坚(jian)壁清野为(wei)抵制之策，遂使日人得扬长而入，岂不痛哉!……而于此吃紧时，军长夏威以丁(ding)忧(you)坚(jian)不视事，师长冯璜又调往重庆受训，加以白健生（即白崇禧）出席六中(zhong)全会，黄旭(xu)初（时任广西省(sheng)政府主席）疾疟不能起(qi)床，李品仙（即李宗仁）赴皖就主席，结果竟无一人能指挥，可称荒唐之至!至临时手忙脚乱调兵(bing)遣将，不亦晚乎。”（《竺可桢全集》7，205）

尽管如此，竺可桢仍(reng)坚(jian)持学校要如常上课。26日，竺可桢召开行政会议，决定如果敌人进占(zhan)宾阳(yang)，便停课，“书籍、仪器(qi)等不得已时即留存小龙乡（即浙大临时校舍所在地），女生由校车送(song)至相当地点，男生步行”。

第二天早上，竺可桢到校后得知学生自治会已经在开会讨论迁(qian)移。竺在早上的纪(ji)念周会议上先作了报告(gao)，表示(shi)学校当照常上课，“俟(qi)敌过宾阳(yang)后即出发赴黔。并述南宁与宜山(shan)相距(ju)等于沪宁，宜山(shan)与宾阳(yang)相距(ju)等〔于〕沪杭。南宁之易于失落(luo)由于我(wo)军之疏忽，因师长、军长均不〔在〕场，而目前则夏威在宾阳(yang)、蔡廷锴在武鸣，指挥有人。且已调大军前往阻塞，决不致于短期内有危(wei)及宜山(shan)之事。”

就当时的广西交通而言，要从南宁到宜山(shan)再进入贵州，只有一条主路线，分(fen)别由三条公路组成。其中(zhong)从南宁到大塘(tang)（今(jin)来宾市大塘(tang)镇）的邕大公路是广西腹地的主要干线，在1927年8月(yue)全线通车。从大塘(tang)至河(he)池（今(jin)河(he)池市金(jin)城江区）部分(fen)属于广西省(sheng)政府所规划的五大干线之一，即北横(heng)干线，其规划是从田南道（相当于今(jin)百色地区）经西林、凤山(shan)等地至河(he)池、宜山(shan)、马平(ping)（今(jin)柳州）再一直向东到荔浦、钟(zhong)山(shan)、信(xin)都、怀集，然后进入广东。不过直到1937年，这条干线只开通了从大塘(tang)到河(he)池部分(fen)。

而从河(he)池至贵州的路线则属于黔桂公路，以贵阳(yang)为(wei)起(qi)点，向东经南里、贵定，甘粑哨，再向南经都匀、独山(shan)至黔桂交界的六寨，接着经芒(mang)场、南丹、车河(he)，终点即为(wei)河(he)池。全长390千米（黔境280千米，桂境110千米），于1934年建成通车。

因此，日军必须先占(zhan)领(ling)宾阳(yang)，再侵入120千米外的大塘(tang)，才能进逼宜山(shan)。最重要的是，黔桂公路的广西段上并无具有军事和(he)经济意义的重镇，并非日军眼中(zhong)的关键(jian)地区。比(bi)如黔桂交界的六寨（今(jin)属河(he)池市南丹县，在南丹之北部），原本是不足十户(hu)人家的小村庄，公路开通后虽然日趋(qu)繁荣(rong)，却也只是小镇规模。竺可桢所述形势从事后来看相当准确，展现了他临危(wei)不乱，擅(shan)长谋(mou)定而动的气(qi)质。

然而一部分(fen)学生并不以此满足，马上请学生自治会主席虞承藻召集自治会重开会议，且不许到会教职员工离(li)开。虞承藻提出了学生自治会议上通过的五条决案，其中(zhong)一条为(wei)立即停课，另一条为(wei)筹备迁(qian)移，并要竺可桢立即答复。竺强硬(ying)地表示(shi)，“立即筹备迁(qian)移并无冲突，因过宾阳(yang)即须出发，不能不立即筹备，惟(wei)上课则须照常进行。关于迁(qian)移何地点与时间问题，可由校务(wu)会议决定之”。

当天情况颇为(wei)混乱，学生态度激烈且情绪化(hua)，竺可桢对此相当不满，“今(jin)日开会秩序不好，且有学生沈自敏等不令(ling)教员出外，余(yu)面斥(chi)之。”（《竺可桢全集》7，210）据事后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对竺可桢所述，学生之所以如此激动，是因为(wei)化(hua)工系教授程(cheng)耀椿前一天在学生自修室扬言宾阳(yang)已失（这并非事实，宾阳(yang)要到40年2月(yue)才告(gao)失守，且日军很(hen)快便撤出），谓汝等何必如此用功(gong)，遂使学生大乱。竺可桢失望地表示(shi)，“此君真(zhen)无脑(nao)袋之人，余(yu)悔将其召回”。

事已至此，第二天（28日），竺可桢召开临时校务(wu)会议，决定立即筹备迁(qian)校。29日晚，竺可桢再召开迁(qian)校委员会会议，“决定派晓峰（张其昀）、振吾(wu)二人至贵州独山(shan)、都匀、瓮安等等地方(fang)，觅得150间房屋可为(wei)暂避之所，二人有全权决定。派刚复至长安、三江、合江等地，探运行李之路线。”也就是说，浙大到此时才正式派出人员赴贵州寻觅迁(qian)移之地，可说仓促。

之后一段时间，竺可桢开始安排迁(qian)校具体事宜。要顺利迁(qian)校，必然要用到学校自己的汽(qi)车，那就需要足够的汽(qi)油。12月(yue)2日，竺可桢召开学校行政会议，决定“汽(qi)油尽量购买，现价为(wei)十元至十一元一加仑，悔不于从前五六元一加仑时多(duo)买二三千加仑也。现校中(zhong)只有五百加仑而已”。

宜山(shan)到贵阳(yang)大约有400余(yu)千米的路程(cheng)，以每加仑汽(qi)油开10余(yu)千米计算，单程(cheng)一趟(tang)便要30加仑左右，而浙大仅需搬运的仪器(qi)和(he)材(cai)料便达2000箱之数。根据竺可桢在40年1月(yue)9日的记录，重要的仪器(qi)“尚需运甲、乙两种(zhong)405箱，总务(wu)、教务(wu)214箱。此皆急须运出者，须二十八车子。丙、丁(ding)两种(zhong)尚有五百箱云云”。简单计算可知，一辆车一趟(tang)平(ping)均只能运送(song)20余(yu)箱，显然浙大所存的这点油是远远不够的，只能借助汽(qi)车公司或水路运输(shu)。

1939年12月(yue)5日，竺可桢步行至九(jiu)龙洞黔桂铁路局（这大概是因为(wei)当时校车正好坏了），与铁路局工程(cheng)局局长侯家源（字触民）面议。侯家源毕业于唐山(shan)工业专门学校，后赴康乃尔大学读书，与竺可桢也可算校友。侯表示(shi)，“局中(zhong)有船四十艘，大者可载十吨(dun)，中(zhong)者可载五吨(dun)，至柳城下水，16.20元，三天可到。回空之船赴柳城者浙大可以利用”。

12月(yue)7日，黔桂铁路局即送(song)来运输(shu)方(fang)案。“水运自宜山(shan)经柳城、长安、三江、榕江(古州)，三合登(deng)陆至都匀，据现估计每吨(dun)需二百五十元，如由车运则须八百元，相差三四倍之谱也”。这条水路路线也就是先沿龙江（柳江之支流）向东至柳江，再往北沿融(rong)江至都柳江（融(rong)江之上游段），一路逆水向而行，到三合（今(jin)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三合街道）上岸。

12月(yue)13日，第一批船载仪器(qi)赴柳城转长安、三江，第一批书籍也装上汽(qi)车外运。12月(yue)19日又有三车仪器(qi)载往都匀，每车价1500元，竺可桢觉得“可称贵极”。

当天，先行赴贵州考(kao)察浙大落(luo)脚之处的李熙谋(mou)发来电报，表示(shi)遵义有240间屋可以商议。竺可桢所顾虑的是，从都匀到遵义还(hai)有200余(yu)千米的路程(cheng)，而学校经费已经告(gao)竭。

故而，竺可桢只得积极地向教育部申请迁(qian)校费。可是当时教育部和(he)广西省(sheng)政府对浙大的迁(qian)校计划实际上持保(bao)留态度，这是因为(wei)他们觉得日军长趋(qu)直入宜山(shan)的可能性并不大。

1939年12月(yue)16日，浙大训导长姜琦（字伯韩）向竺可桢告(gao)知教育部不太赞同浙大的迁(qian)校，竺便写一长信(xin)与高教司司长吴俊升(sheng)，再请姜琦回信(xin)给教育部长陈(chen)立夫加以解释。其时迁(qian)校工作已经如火(huo)如荼，势难停止。

1940年1月(yue)2日，吴俊升(sheng)发函给竺可桢，竺得知“部中(zhong)对于浙大迁(qian)移非得广西省(sheng)主席黄旭(xu)初等之谅解不可，因此余(yu)之桂林之行乃不可缓矣”。

第二天，竺可桢等即坐校车赴桂林。晚上9点，竺可桢与黄旭(xu)初主席谈一小时，讲述迁(qian)校之原因及经过。黄始表示(shi)对浙大之迁(qian)校并无意见，并允发电报将竺的说法(fa)转呈给教育部。

到了1月(yue)9日，回到宜山(shan)的竺可桢又接到先行赴贵阳(yang)的姜琦等发来的电报，得知陈(chen)立夫已抵黔，并答允迁(qian)校之事。浙江大学的西迁(qian)计划如此才得以名(ming)正言顺。当天下午，浙大便在宜山(shan)召开联席会议，决定竺可桢与胡刚复两人赴贵阳(yang)及遵义亲自考(kao)察地址。

西迁(qian)贵州

1月(yue)12日早上，竺便乘校车先至独山(shan)（今(jin)贵州独山(shan)县），再于第二天抵达贵阳(yang)。当天陈(chen)立夫正在贵州省(sheng)党部宴请教育界同人，竺于晚上7点到党部赴宴，席间又与陈(chen)部长讨论迁(qian)校事宜，所涉的主要是迁(qian)校费用问题。陈(chen)立夫对此次西迁(qian)需花费31万元表示(shi)惊讶，竺可桢则提出，如果教育部能解决车辆问题，费用可节省(sheng)一半。到了2月(yue)19日，竺可桢接到吴俊升(sheng)的来函，得知教育部最终确定的搬迁(qian)经费为(wei)14万。

浙大师生在西迁(qian)途(tu)中(zhong)的渡船上

为(wei)了解决后续的运输(shu)问题，将停留于宜山(shan)和(he)都匀各地的师生接至贵阳(yang)，竺可桢亦颇费了心(xin)思，他分(fen)别联络了西南运输(shu)处、后方(fang)勤(qin)务(wu)部汽(qi)车管理处、财政部盐务(wu)局运输(shu)处等部门，寻找各种(zhong)可能的途(tu)径。

1月(yue)26日，竺可桢在贵阳(yang)交通银行宴请当地交通界要人，席间贵州公路局局长姚思濂答应开通青岩与都匀方(fang)向的专车，中(zhong)国运输(shu)公司的运输(shu)主任郑熙（字汝纯，为(wei)浙大毕业生）则表示(shi)可将宜山(shan)尚留之仪器(qi)运至贵州。

1940年1月(yue)，中(zhong)国运输(shu)公司刚于重庆成立（后迁(qian)至贵阳(yang)），主要负(fu)责西南公路的民用物资运输(shu)。据竺可桢所记，“该公司即合川桂公路局及复兴公司而成。复兴最初乃贸易委员会主持，现则合并于运输(shu)公司，为(wei)交部与商人合办，有车二千辆，每月(yue)需油四十万吨(dun)”（竺可桢的这一记录似(si)有问题，因数目不可能如此之大，4000吨(dun)是较为(wei)合理的估计，或出版时有录入错误）。（《竺可桢全集》7，277）

浙大西迁(qian)贵州相当仓促，师生们已经陆续在路上，却还(hai)未定下最终目的地。师生们搬迁(qian)的方(fang)式亦是水、陆并进，人员与物资分(fen)头而行，其中(zhong)汽(qi)车运输(shu)占(zhan)了较大的比(bi)例。由三合至都匀再至青岩（一年级(ji)学生开课之地）和(he)遵义、湄潭，都需要公路运输(shu)。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运输(shu)载具，多(duo)数师生都是各自组团出发，陆续抵达贵州。

对教职员工来说，此次搬迁(qian)的费用亦是可观。1940年2月(yue)2日，物理系教师束星北至竺可桢处，表示(shi)此次搬迁(qian)费用达千元，求学校再设法(fa)补助。学校虽然按人头向师生们支付了搬迁(qian)费，但实在是远远不够。

2月(yue)16日，竺可桢又至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处，得知该会从越南所进之油尽为(wei)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(shu)处所取，“经向重庆设法(fa)，始给浙大以独山(shan)之汽(qi)油200gal,又酒精(jing)200gal云”。接着，竺再至贵州公路局与局长姚思濂会晤(wu)，所谈大概还(hai)是关于借用汽(qi)车之事。

这里所说的西南运输(shu)处是1937年10月(yue)成立于广州的机构，全称为(wei)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(shu)总经理处”，对外称西南运输(shu)公司，负(fu)责人为(wei)曾养甫（后为(wei)宋子良）。1938年之后，贵州与川、滇、湘、桂四省(sheng)连(lian)接的干线公路，都在西南运输(shu)处的控制之下。

竺可桢（前排左三）与浙大校友，1939年6月(yue)22日。

1939年10月(yue)南宁告(gao)急，西南运输(shu)处的主要工作便是将南宁所存之资源进行紧急转移，同时也将柳州的军用品运往独山(shan)。南宁沦陷之后，运输(shu)处又组织力量，从龙州将所存的军用品经中(zhong)越边境岳圩，一路向北，沿靖西、田州（两地均属今(jin)百色市）、东兰（今(jin)河(he)池东兰县）运至贵州。由于所筑公路都是战时赶修，标准不高，且法(fa)国方(fang)面又对出境车辆进行限制，运输(shu)难度很(hen)大。可以想象，当时黔桂地区的运输(shu)力量已经所剩无几。

1940年5月(yue)30日，竺可桢从遵义至贵阳(yang)，与贵州省(sheng)教育厅谈贵阳(yang)区各院校的统一招生问题。第二天下午，他又到贵州公路局姚思濂处，“托运三合仪器(qi)182箱，都匀仪器(qi)4箱，并托修理1935号汽(qi)车”。直到此时，仍(reng)有少(shao)量仪器(qi)未运抵学校。根据竺可桢所作的记录，在出发去(qu)贵阳(yang)前一天（29日），他还(hai)花20元购买了4瓶成义茅台酒，似(si)乎也没有派上用场。

1941年4月(yue)30日，竺可桢又至贵州企业股份(fen)有限公司与负(fu)责人彭湖（即彭石年）会晤(wu)，“谈运三合所留仪器(qi)一百八十箱事”。也就是说，这180箱仪器(qi)在三合滞留了近一年半。

这里所提到的贵州企业股份(fen)有限公司（下面简称贵州企业公司），是时任贵州省(sheng)主席吴鼎昌（字达铨）所主办的官商合股公司，股资总额600万，分(fen)别由经济部、资源委员会、贵州省(sheng)政府，以及中(zhong)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农民银行和(he)地方(fang)绅(shen)商认购，是贵州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股份(fen)制企业。

1940年7月(yue)，贵州企业公司成立运输(shu)部，第二年7月(yue)又改组为(wei)中(zhong)国煤气(qi)车营运股份(fen)有限公司，承担物资运输(shu)工作。竺可桢与彭湖商谈，就是想借助运输(shu)部将仪器(qi)送(song)至浙大驻地。不过在当时，运输(shu)部只有20辆通用公司的汽(qi)车，而且都改装成了木炭车，运输(shu)能力相当有限。

尽管曲折不断，浙大全体师生还(hai)是大体顺利地抵达贵州。这一路上除了人身安全，最令(ling)人操心(xin)的还(hai)是车与油的问题。

1940年1月(yue)14日，竺可桢偕胡刚复至西南公路局与副局长莫衡（字葵卿）会晤(wu)，据莫衡所言，“南宁之役西南公路〔局〕损失汽(qi)油一百余(yu)万gallon加仑，车三辆。现每月(yue)需油廿(nian)万gallon，全恃昆(kun)明一路。靖西公路虽通，每年只能用三四个月(yue)云”。

由于车与油实在难得，以及遵义到湄潭间的公路尚未开通，竺可桢在1940年2月(yue)甚至向同样刚搬迁(qian)到遵义的陆军大学借了几匹马代步。2月(yue)13日早上，竺“偕振吾(wu)、刚复与陆大两马夫乘陆大之马五匹赴老蒲场（即老卜场，位于遵义城东）。初取小路，行八九(jiu)里。因有坡(po)，且路滑马行不甚便利，至遵松公路后始能驰骋。”（《竺可桢全集》7，296）

竺可桢安顿(dun)完浙大的迁(qian)校事宜后，即赴重庆出差，期间仍(reng)在考(kao)虑购油事宜。3月(yue)4日早上，竺可桢赶到国民政府经济部所落(luo)脚的川盐银行，与经济部政务(wu)次长兼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主任秦汾（字景(jing)阳(yang)）谈购油问题，竺要求液委会提供(gong)500加仑汽(qi)油，在六寨或独山(shan)交货。当时液委会已经在綦江、桐梓(zi)、独山(shan)、河(he)池等公路站设立了六处油囤，计划每月(yue)运油1万加仑，竺显然是有备而往。

回到贵州之后，竺可桢又通过在交通部门任职的谢(xie)文龙（后曾任西南公路运输(shu)局局长）介绍，托人购私油500加仑，据对方(fang)表示(shi)价格在16-18元之间。

第二天，竺到贵阳(yang)的液体燃料委员会商讨购油事宜，对方(fang)表示(shi)现在的官方(fang)油价是16.80元每加仑，“而一般私油尚未售与该会者，因目前无许可证，因之纷纷出卖。渠允如浙大购买此等私油，可以设法(fa)补给证书，惟(wei)价目如在16.80以上，则难以报账云云。”比(bi)起(qi)重庆时所询价格来，时间相隔(ge)不过三个月(yue)，油价又涨(zhang)了2元多(duo)，同时尚有黑市以更高价格售油，可见紧俏(qiao)程(cheng)度。

隔(ge)了一年，1941年8月(yue)2日，竺可桢又至液体燃料委员会处，得知油价已涨(zhang)至38元一加仑，同时贵阳(yang)每天只有6000加仑的配额，“此数不足用”。

不过实际上，在1938-1941年间，中(zhong)国的液体燃料进口量并没有降低太多(duo)，仍(reng)然维持在每年3000万加仑以上。太平(ping)洋战争爆发以后，中(zhong)国的进口渠道被(bei)日方(fang)切断，燃油进口量减少(shao)了90%以上，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，此后一段时间才是大后方(fang)燃油资源真(zhen)正告(gao)急的时候。

当时的一个好消(xiao)息是，甘肃玉门油田（当时中(zhong)国最大的油田）已经出油了。1942年3月(yue)17日，竺可桢在重庆参加中(zhong)国科(ke)学社理事会，遇到了西南联大化(hua)学系教授曾昭抡（字叔伟）。曾认为(wei)：“全国汽(qi)油储量只三个月(yue)，兵(bing)工方(fang)面亦不能支持至明年。按战前汽(qi)油进口每年三千万gal.，战后增至五千万gal.，即每日十五万gal.或500吨(dun)。现玉门油矿用土法(fa)只能出五万gal.一天，故只能管西北一部云。”

曾昭抡在这里的表述很(hen)不准确。1942年，玉门油矿共生产了近190万加仑汽(qi)油，平(ping)均每天生产5000加仑而不是5万。到1944年，玉门油矿的年产汽(qi)油量也不过400万加仑，并不能解决当时的燃料紧缺问题。

1943年11月(yue)27日，竺可桢至液体燃料委员会处再次商量购油，发现官方(fang)油价已升(sheng)到每加仑380元：“购外国油20加仑，价@$380。又玉门汽(qi)油100 gal.,@328。校中(zhong)四万五千元款早汇到，但无人负(fu)责购油，遂致价目大涨(zhang)。”当时玉门所产汽(qi)油全由燃委会负(fu)责销售，其售价也与进口汽(qi)油不一样。

油价的飞升(sheng)自然也带动了运输(shu)价格。关于抗战时期的运价变化(hua)情况，竺可桢在1943年8月(yue)7日的日记中(zhong)作了简练(lian)的总结：“近〈人〉〔日〕公车运费大增，计客车每人每公里自一元八角(jiao)增至二元五角(jiao)，货价每吨(dun)每公里自廿(nian)七元增至卅(sa)五元。按泰(tai)和(he)迁(qian)宜山(shan)运费公路车每吨(dun)只六角(jiao)一公里，自宜山(shan)迁(qian)遵义已涨(zhang)至〈八〉〔一〕元二三角(jiao)，在抗战前不过二三角(jiao)而已。客车每公里承平(ping)时二分(fen)而已，均涨(zhang)一百倍以上也。”即便与当时的一般物价变化(hua)程(cheng)度相比(bi)，100倍以上的运价涨(zhang)幅也是惊人的。

汽(qi)油稀缺对浙大师生在贵州的生活常产生障碍，有时还(hai)相当危(wei)险(xian)。1942年11月(yue)6日，有一位浙大女生周桐因患(huan)腹膜炎已出血，情况危(wei)急，竺可桢令(ling)浙大司机开小车往贵阳(yang)入中(zhong)央医(yi)院，“估计来回需汽(qi)油30加仑，黑市价600元一加仑，带18,000元。近以官价85元一加仑，购到53加仑，但以后即不易得矣”。

以酒精(jing)代汽(qi)油

中(zhong)国的汽(qi)油如此依赖于进口，早就引起(qi)了国民政府相关人士的担忧(you)。1936年3月(yue)，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拟订了《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》，计划建成三个厂矿，力求实现5000万加仑的汽(qi)油年产量，以达到完全国内自主的目标。同年6月(yue)，资源委员会又向国民政府呈报了更为(wei)详尽的《中(zhong)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》，其中(zhong)的重要一条便是建设煤炼(lian)油厂，同时开发延长及巴县油矿，计划年产2500万加仑。

在全面抗战时期，国民政府除了对燃油实施进口和(he)使用管制，也极力开发和(he)推广替代性产品。主要替代办法(fa)有3种(zhong)，一是以酒精(jing)代汽(qi)油，二是木炭（或其他固体燃料）代汽(qi)油，三则是用植物油代燃油。这其中(zhong)，应用最为(wei)广泛的是酒精(jing)。

1937年9月(yue)，资源委员会召开会议，讨论汽(qi)油代用品的生产，并决定早日建厂，生产动力酒精(jing)。同时，行政院也公布(bu)了《酒精(jing)汽(qi)油混合燃料办法(fa)》，要求在汽(qi)油内混合一定比(bi)例的动力酒精(jing)。欧洲各国在之前数年都已经制定类似(si)政策，如德国在1932年10月(yue)规定汽(qi)油中(zhong)至少(shao)含20%-30%的酒精(jing)，匈牙(ya)利则自1929年起(qi)便规定汽(qi)油中(zhong)必须掺入20%的酒精(jing)。

根据中(zhong)央工业试验所在1935年所做(zuo)的试验，这种(zhong)混和(he)燃料在动力性能与燃料经济性上，都与纯汽(qi)油相差无几，可以作为(wei)长期日常行驶之用。不过此类措施只能减少(shao)汽(qi)油的消(xiao)耗量，并不能完全代替汽(qi)油。

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发挥主要替代汽(qi)油功(gong)能的是纯酒精(jing)再加入挥发性有机物质（苯(ben)、乙醚(mi)、乙酮等）而成的动力酒精(jing)，当时也称代汽(qi)油或人造汽(qi)油。

早在1920年代，菲律宾已经应用了这种(zhong)酒精(jing)燃料，其中(zhong)一种(zhong)的成分(fen)为(wei)98%的酒精(jing)加上2%的汽(qi)油，其燃料消(xiao)耗量较汽(qi)油多(duo)耗25%；另一种(zhong)的成分(fen)则是95%的酒精(jing)加上5%的乙醚(mi)。

1939年1月(yue)7日，竺可桢至国立编译馆（当时驻于巴县中(zhong)学）午餐，席间他从国立编译馆馆长陈(chen)可忠处得知，魏喦寿（时任资源委员会酒精(jing)工业总工程(cheng)师）现在内江办酒精(jing)厂，“日可出一千gal，但西南公路处代汽(qi)油日需一万gal。所谓代汽(qi)油，其成分(fen)为(wei)70%酒精(jing)、30%以太〔乙醚(mi)〕代汽(qi)油（这一记录似(si)乎有误，乙醚(mi)成分(fen)当不至于如此之高），于汽(qi)车机件损坏较汽(qi)油为(wei)速。此则急应研究者，余(yu)谓需要乃发明之母”。

这里的酒精(jing)厂指的是由资源委员会和(he)四川省(sheng)政府合办的四川酒精(jing)厂，于1938年9月(yue)建成投产，其所生产酒精(jing)很(hen)快便供(gong)不应求。1939年，陕西酒精(jing)厂也迁(qian)至四川资中(zhong)（今(jin)内江市资中(zhong)县），并改名(ming)为(wei)资中(zhong)酒精(jing)厂。内江盛产蔗糖(tang)，而榨(zha)糖(tang)后的废液（即糖(tang)蜜(mi)）则是制造酒精(jing)的原料，且价格低廉(lian)，自然成为(wei)抗战时期所建酒精(jing)厂的重要基地。

根据1939年资源委员会所拟定的《西南各省(sheng)三年国防计划》，规划设立四川第二酒精(jing)厂、云南酒精(jing)厂、贵州酒精(jing)厂、甘肃酒精(jing)厂、四川第三酒精(jing)厂等， 计划将酒精(jing)年产量由1939年的29万加仑提高到1941年的203万加仑。到1941年底，后方(fang)各省(sheng)同意设立的酒精(jing)厂有68家，生产能力达每年792万加仑。如加上其他已呈请尚未准许设立及还(hai)未呈请登(deng)记的厂家，工厂总数已达100余(yu)家。至1944年底，后方(fang)共有300余(yu)家酒精(jing)厂，年产能力达2400万加仑以上，当年的实际产量在1000万加仑左右，其中(zhong)大部分(fen)分(fen)配给了刚进入中(zhong)国战场的美军。

在这份(fen)计划中(zhong)，最早启动的便是1940年6月(yue)设立，并于1941年5月(yue)建成的遵义酒精(jing)厂，它也是遵义第一家大型现代化(hua)酒精(jing)厂，其负(fu)责人先为(wei)邝森扬，后为(wei)曾任中(zhong)研院化(hua)学研究所研究员（1931-1936）的汤元吉。

浙江大学西迁(qian)贵州之后，学校与遵义酒精(jing)厂之间常有往来。同年9月(yue)1日，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到竺可桢处商谈，表示(shi)遵义酒精(jing)厂想与浙江大学合作创(chuang)设农场以便推广甘蔗。竺可桢则觉得，“目前农业上以推广食粮(liang)为(wei)目的，而酒精(jing)则以运输(shu)便利、制造容(rong)易为(wei)目的。故以粮(liang)食论，以种(zhong)马铃薯(shu)为(wei)最佳，包谷、甘薯(shu)次之，而甘蔗又次之。但以酒精(jing)厂立场论，则以甘蔗最为(wei)相宜，而不愿用马铃薯(shu)。故余(yu)以为(wei)种(zhong)甘蔗只能作一种(zhong)试验而已，不能尽量推广也”。

竺可桢的论述指出了当时酒精(jing)产业的一个核心(xin)问题。在抗战时期，生产足够的粮(liang)食以满足国民和(he)军队需求是第一位的，运输(shu)业当然也非常重要，但在优先程(cheng)度上不可同日而语。抗战期间，贵州省(sheng)数次实施禁酒政策，尽管并没有直接波及酒精(jing)厂，但原料来源仍(reng)然是困扰动力酒精(jing)生产的主要问题。

1944年4月(yue)9日，竺可桢从浙大毕业后赴酒精(jing)厂工作的赵元卜处得知，玉米价格高涨(zhang)，酒精(jing)价格却因受统制而不能及时调整，酒精(jing)厂自然不愿亏本生产酒精(jing)。一个替代方(fang)法(fa)是从民间买来土酒再加工成无水酒精(jing)，但由于政府禁酒，此路也告(gao)断绝。竺可桢担忧(you)地表示(shi)：“酒精(jing)价现每加仑为(wei)380元，价目由贵阳(yang)公议规定，不能增加。厂中(zhong)职员之米贴近月(yue)亦未能加。可知国内通货膨胀(zhang)，管制物价未得其法(fa)，不但非生产机关受影响，即生产机关亦大受影响。不景(jing)气(qi)之状态已毕露，此则最可忧(you)虑者也。”

同年10月(yue)，竺可桢又从厂长汤元吉处了解到，“酒精(jing)厂所制酒精(jing)售价已1250〔元〕一gallon，而以土酒制其度数只40°左右。现价每十二斤制一gallon，每gal.之价亦千余(yu)矣”。以此估算，酒精(jing)厂仍(reng)然无利可图。

为(wei)了平(ping)抑日趋(qu)上涨(zhang)的酒精(jing)价格，国民政府考(kao)虑了许多(duo)措施。其中(zhong)一条便是将新开发的玉门油田所炼(lian)之汽(qi)油发往重庆，由液体燃料委员会加以分(fen)配。不过由于当时运力的不足，每月(yue)实际只能运出120吨(dun)汽(qi)油（不到5万加仑），并不足以平(ping)抑价格。

动力酒精(jing)既为(wei)替代品，其缺点也是相当明显的。除了更易损耗发动机以外，酒精(jing)在动力和(he)效(xiao)率方(fang)面比(bi)之汽(qi)油也有很(hen)大差距(ju)。1945年2月(yue)11日，竺可桢计划乘坐校车赴重庆，“目前难题在小车费油甚多(duo)，湄潭来回需二十五加仑酒精(jing)，赴渝需五十加仑之多(duo)，而车中(zhong)带去(qu)甚不易也”。以此计算，每加仑动力酒精(jing)只能行驶5千米左右，其效(xiao)率还(hai)不到汽(qi)油的一半。

交谊汤元吉

竺可桢与遵义酒精(jing)厂厂长汤元吉早就相识(shi)。1938年11月(yue)，当时还(hai)在广西宜山(shan)的竺可桢与汤元吉便有过一次会面，竺从闲谈中(zhong)得知江西神冈山(shan)钨铁厂的机器(qi)已经搬到了香港。

资源委员会与中(zhong)德两国政府共同成立的合步楼公司合作建设江西钨铁厂，于1937年2月(yue)动工，所有机器(qi)设备均从德国进口，负(fu)责人为(wei)杜(du)殿英(ying)，汤元吉则担任钨铁厂筹备委员会的总工程(cheng)师。兴建这座工厂同样是资源委员会制定的三年工业计划的一部分(fen)，其目的是在中(zhong)国中(zhong)南地区创(chuang)建工业和(he)原材(cai)料基地，抵御日本入侵，并为(wei)中(zhong)国的未来工业发展奠定基础。列入三年工业计划的这些项目均由德国公司提供(gong)全套工厂设备和(he)技术援助，中(zhong)国则通过提供(gong)钨、锑的原材(cai)料和(he)产品进行偿付。在当时，中(zhong)国的钨、锑产量已经遥居世界榜首，其中(zhong)锑的出口量在1937年之前便占(zhan)世界锑业交易量的75%，成为(wei)中(zhong)国的重要出口物质。

到1938年6月(yue)，钨铁厂的主要建筑已经基本完成，但从德国引进的设备却比(bi)原计划晚了不少(shao)时间。就在原计划的开工时间1938年8月(yue)，日军逼进江西，厂方(fang)不得不将装好的机械再拆(chai)卸转移，整个建厂方(fang)案可谓功(gong)亏一篑。

浙大在遵义的河(he)滨工厂及工学院实验室

来到遵义之后，竺可桢与汤元吉的关系一直不错，还(hai)曾请他到浙江大学作纪(ji)念周演讲。1942年9月(yue)22日，贵州废除实施了一年多(duo)的禁酒令(ling)，27日中(zhong)午，作为(wei)酒精(jing)厂领(ling)导的汤元吉便宴请各方(fang)。餐后，竺可桢又参观了酒精(jing)厂，据介绍该厂每天可出货300 加仑汽(qi)油，价格为(wei)每加仑140元。“每日需包谷五千公斤，煤十吨(dun)，将来可谓出产三倍云”。由于原料供(gong)应的不足，遵义酒精(jing)厂的实际产能并未得到完全发挥。

同年10月(yue)12日下午，汤元吉来到遵义竺可桢处相谈，然后两人一起(qi)赴专员公署，参加遵义各界欢迎贵州省(sheng)主席吴鼎昌夫妇光临的晚宴，到九(jiu)十余(yu)人。

11月(yue)29日，汤元吉夫妇又应邀而至浙大。竺可桢记录道，“汤允按月(yue)供(gong)给50加仑之酒精(jing)，不取资，目前价为(wei)175元，即每月(yue)八千余(yu)之价值也。余(yu)允明日即作公函。”相隔(ge)两月(yue)，市面上的酒精(jing)价格又上升(sheng)了20%有余(yu)。到1944年6月(yue)，官方(fang)核定的酒精(jing)价则到了每加仑772元。

对浙江大学来说，酒精(jing)除了汽(qi)车运输(shu)之外，也是进行化(hua)工实验所必须的物资，且所需之量不少(shao)。1941年6月(yue)25日，竺可桢计算道，“化(hua)工实验需酒精(jing)，每学期二百五十加仑，每加仑二十元，即五千元”。就此而论，酒精(jing)厂的支持对浙大的教育与学术工作也助益颇大。

遵义酒精(jing)厂对浙大的另一项帮助则是，厂家定期有汽(qi)车来往于遵义和(he)湄潭之间，浙大师生有时可搭上便车。在竺可桢的日记中(zhong)，对此项亦常有记录。

汤元吉虽为(wei)德国毕业的化(hua)学博士，却酷爱文学。早在20年代，他便翻译了歌德的《史推拉》（即《丝苔拉》）和(he)《克拉维歌》（即《克拉维戈》），卫德耿（即德国剧作家韦(wei)德金(jin)德）的《春醒》，以及他与俞(yu)敦培合译的黑贝尔作品《悔罪女》（即《玛丽亚·玛格达莱娜(na)》）。这四本译作均于商务(wu)印书馆出版。

汤元吉在领(ling)导酒精(jing)厂之余(yu)，也热心(xin)交往文化(hua)人士。他与当时在浙大任教的费巩似(si)也私交不浅(qian)，1945年3月(yue)5日费巩在重庆失踪前一晚，曾去(qu)汤元吉处拜访(fang)，不过汤并不在家。

汤元吉常邀请学术文化(hua)界名(ming)人至酒精(jing)厂演讲。1944年9月(yue)27日，竺可桢应邀至酒精(jing)厂办事处晚膳，“到浙大同事二十一二人，驾(jia)吾(wu)、香曾、衡叔、洽周、元复、馥初、劲(jin)夫、卓如、征铠、坤珊、幼(you)伟等均到”。晚宴时，汤元吉即约竺可桢10月(yue)6日到酒精(jing)厂作演讲。

10月(yue)6日下午，竺可桢按时到达酒精(jing)厂，晚餐后至厂内的俱乐部演讲，“到职员五十余(yu)人，有叶克勤(qin)及浙大毕业生赵元卜、余(yu)建彬、沈婉贞等十人。余(yu)讲题为(wei)‘怎(zen)样做(zuo)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’。述中(zhong)国民主基础之雄〔厚〕,对于宗教、种(zhong)族、贫(pin)富(fu)不分(fen)珍域，英(ying)美亦弗及。俄(e)之民主无言论自由，以国家在民族之上。中(zhong)国向来以民为(wei)贵，社稷次之。但中(zhong)国要做(zuo)民主国，必须革除二弊，即(一)士大夫阶(jie)级(ji)之观念。过去(qu)历史，士大夫襄皇帝治理天下，立法(fa)而不守法(fa)。(二)革除黄老观念，见义勇为(wei)，不要取袖(xiu)手旁观、明哲保(bao)身态度。讲一小时后讨论至九(jiu)点散(san)。”（《竺可桢全集》9，196）

相隔(ge)不过几天，汤元吉还(hai)邀请了吴宓到访(fang)酒精(jing)厂，其过程(cheng)也颇为(wei)有趣。

1944年秋，吴宓赴成都讲学，途(tu)中(zhong)往遵义浙江大学处住了半月(yue)。9月(yue)20日，吴宓接到费巩当月(yue)8日发来之函，“拟介绍资委会酒精(jing)厂长汤元吉自用汽(qi)车，为(wei)宓赴渝。” 不过据吴宓后来所记，他是坐花纱布(bu)车行之车赴重庆的，并没有用上酒精(jing)厂的车。

9月(yue)23日早上，吴宓从昆(kun)明出发，“候至8:30车行，共三军车，均酒精(jing)车，一往独山(shan)，二往重庆。”在贵阳(yang)停留几天之后，吴宓在浙大张君川副教授的陪同下，于30日来到遵义，住在石家堡(bao)新五号郭斌龢家。

10月(yue)2日上午，竺可桢到郭家拜访(fang)吴宓。竺觉得与吴“已五六年不相见，亦颓然一老翁矣”。（《竺可桢全集》9，193）

10月(yue)3日晚上，《思想与时代》编辑部出面邀请吴宓在乐露春饭店晚宴，竺可桢也到场一聚，“到张君川、谢(xie)文通、田德望、费香曾、洽周、絜非、迪生、幼(you)伟”等人。10月(yue)5日中(zhong)午，王驾(jia)吾(wu)、费巩又邀请吴宓家宴，汤元吉也在场陪同餐叙，并约吴宓至酒精(jing)厂演讲。

竺可桢在遵义，摄于校长办公室前。

10月(yue)8日下午，吴宓由王驾(jia)吾(wu)、杨(yang)耀德等人陪同，坐车至酒精(jing)厂。汤元吉招待晚宴，并饮茅台酒。餐后，吴宓便在酒精(jing)厂之俱乐部讲《红楼梦(meng)》，第二天早上才回遵义。在汤元吉的带动下，酒精(jing)厂的文化(hua)学术活动亦有声有色。

抗战胜利之后不久，竺可桢赴重庆参加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及教育部审查委员会会议。1945年9月(yue)26日早上，竺可桢与内江酒精(jing)厂厂长施有光餐叙，得知资委会下属的18家酒精(jing)厂已停掉7家，因为(wei)已经没有相关需求，最终将只保(bao)留3家。

10月(yue)1日，竺可桢又至重庆五四路五四坊(fang)访(fang)汤元吉，汤正好出门不在家。竺可桢从汤的夫人口中(zhong)获知汤元吉已经离(li)开酒精(jing)厂，当月(yue)5日即将赴台湾，参加接收工业部门的工作。

日本刚投降，国民政府便开始拟订接收台湾的工作。1945年9月(yue)，国民政府成立台湾区特派员办公处，由资源委员会工业处处长包可永(yong)担任特派员。办公处下设糖(tang)业、机电、冶化(hua)、轻工业、矿业5组，汤元吉担任冶化(hua)组长。

1946年，资委会与台湾省(sheng)政府签订合作大纲，共同经营七家企业，其中(zhong)汤元吉出任台湾肥料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汤元吉之后长期留在台湾工作，直到过世，不过在1949年前曾回到杭州几次，与竺可桢也有相聚。

其他替代性燃料

1940年10月(yue)6日，竺可桢“遇邦华太太，杨(yang)守珍、华寿年乘木炭〔车〕赴遵义，每开需木炭百斤，约价十二元(前月(yue)只六元)，而汽(qi)油八加仑之价(@28)二百二十四元，相差十七八倍也。”

这里所说的木炭车，也叫木柴车或煤气(qi)车，也就是在车辆上装一个煤气(qi)发生炉，将木炭等固体燃料烧成煤气(qi)，注入气(qi)缸进行燃烧。

根据翁文灏的记录，1938年6月(yue)和(he)7月(yue)，广西对33辆煤气(qi)车进行了试验，结论是可以节省(sheng)大约90%的汽(qi)油，经济上也可以节省(sheng)60%左右。国民政府在战时相当提倡这种(zhong)节约燃油的做(zuo)法(fa)，1941年贵州企业公司成立“中(zhong)国煤气(qi)车营运公司”从事运输(shu)业务(wu)，也是响应这一号召。

1941年7月(yue)7日，竺可桢一行从遵义赴湄潭，坐的便是贵州企业公司的木炭车。他记叙道，“八点一刻(ke)车自站开出，木柴车发动时稍慢，但亦不过〔数〕分(fen)钟(zhong)而已，此车系General Motors Co.通用汽(qi)车公司两吨(dun)半车，每公里用炭三斤，约三角(jiao)钱，较之汽(qi)油车仅十之一而已。”

木炭车费用虽省(sheng)，但行驶速度较缓，遵义到湄潭不过五六十千米的里程(cheng)，竺这一路却坐了近5个小时。1942年7月(yue)20日晚，竺可桢之女竺梅从重庆回到遵义，“知前日动身乘木炭车，第一日宿綦江，第二日松坎，迄(qi)今(jin)日七点始抵此云。”这段不到300千米的路程(cheng)费了三天时间，其动力可想而知。纯就性能而言，木炭车显然远远不如酒精(jing)车。

尽管存在各种(zhong)缺陷，但基于政府的强力支持，在抗战时期的公共运输(shu)方(fang)面，木炭车仍(reng)占(zhan)有相当突出的地位。尤其是1942年3月(yue)战时运输(shu)局通令(ling)，只准使用木炭燃料，对汽(qi)油、酒精(jing)或代汽(qi)油一律彻底管制。

据统计，在湖南省(sheng)公路局系统营造的汽(qi)车中(zhong)， 1936-1939年木炭煤气(qi)汽(qi)车所占(zhan)比(bi)例由 20.3%上升(sheng)到30%。1938年，西北公路局也成功(gong)改装第一辆木炭车。到了1940年，行驶在西北公路上的木炭车有60余(yu)辆，平(ping)均速率为(wei)每小时10公里。至抗战后期，西南西北地区的木炭车已经占(zhan)到全部行驶车辆的35%。

木炭车之外，中(zhong)国的研究机构与运输(shu)部门也一直在考(kao)虑以植物油代替柴油的方(fang)案。1935年12月(yue)，经济委员会公路处、江南汽(qi)车公司、中(zhong)央大学工学院等机构共同进行了棉籽(zi)油柴油混合燃料的试车实验，用30%棉籽(zi)油和(he)70%柴油相混合，基本实现替代柴油的功(gong)能。

中(zhong)央工业试验所的另一个研究方(fang)向是对植物油（包括(kuo)桐油）进行分(fen)解，从而提炼(lian)汽(qi)油，或制造煤油。而在抗战时期，一个颇引人瞩目的发明则是直接以桐油作为(wei)燃料。

1936年，中(zhong)国汽(qi)车制造公司于南京成立，计划与德国本茨（奔驰）公司合作，在湖南株洲设立总厂，并由曾养甫任董事长兼总经理。1937年秋，株洲厂生产装配出了第一批柴油卡车，之后设备转移到广西桂林，并在重庆设立华西分(fen)厂。

1940年２月(yue)，中(zhong)国汽(qi)车制造公司桂林厂成功(gong)制造出第一辆桐油汽(qi)车。同年5月(yue)，汽(qi)车厂总工程(cheng)师张世纲驾(jia)驶桐油燃料车从桂林厂出发，到重庆参加表演。据言，该车“载货两吨(dun)有半，行程(cheng)1200公里，完全使用桐油，机器(qi)方(fang)面沿途(tu)概未发生丝毫障碍，速度每小时最高达50公里，平(ping)均速度为(wei)35公里，由贵阳(yang)至海棠溪（全程(cheng)近400千米），仅须15小时，爬山(shan)越岭，比(bi)较汽(qi)车似(si)觉稍缓，但能力颇好，各个山(shan)坡(po)均得畅(chang)行无阻”。

1941年10月(yue)，中(zhong)国工程(cheng)师学会在贵州举办联合年会。会议结束后，年会参会全体成员又于28日至遵义浙江大学处共进午餐，并参观了遵义酒精(jing)厂与大兴面粉厂（贵州企业公司投资的面粉厂）。

10月(yue)30日，浙大机械系教授王仁东至竺可桢处，谈及此次机械工程(cheng)学会论文中(zhong)，以桐油代汽(qi)油的贡献最大，“盖酒精(jing)代汽(qi)油嫌力不足，温度低，木炭车费用四倍于桐油，且原料不够。惟(wei)桐油随(sui)处皆有之，且价只汽(qi)油十之一而已。惟(wei)桐油不能接触空气(qi)，因其易于氧化(hua)而凝结，故必须置于air tight气(qi)密之筒(tong)中(zhong)，且因其挥发点高而滞重，故须加热始能用云”。

由于未见此次学会的论文集，无法(fa)确定王仁东所指的究竟是哪篇论文，不过很(hen)可能便是中(zhong)国汽(qi)车制造公司于1941所写的关于桐油汽(qi)车优点的摘要报告(gao)，其中(zhong)估计道，中(zhong)国的桐油年产量大约为(wei)3000万加仑，可抵5000万加仑的汽(qi)油，超过当时中(zhong)国的全年汽(qi)油消(xiao)费量。难怪王仁东对此兴奋不已。

但从实际情况来看，直到抗战结束，中(zhong)国汽(qi)车制造公司也并没有能够批量生产桐油车，其对缓解中(zhong)国抗战时期燃料不足的贡献也仅限于理论。

（参考(kao)文献及注释省(sheng)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