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内容出自新(xin)京(jing)报·书评(ping)周刊2月21日专题《变迁(qian)中的延续：秦汉中国的文明(ming)演变》B04-05版(ban)。

B01「主题」变迁(qian)中的延续：秦汉中国的文明(ming)演变

B02-03「主题」从封邦建国到编户齐民：共同体视角(jiao)下的秦汉中国

B04-B05「主题」秦汉史的“复调”：汉承秦制下的儒法国家

B06-B07「文学」《你们去荒野》：如(ru)果“脱落”是(shi)我们的命运

B08「文学」三十年写一本书，序言占了一百页

小共同体到大共同体

以下先(xian)行概(gai)述《讲义》内容，随文调取《儒法国家》一书中对类似问题的阐释和判断。《讲义》在强调了“周秦之变”是(shi)足以与“晚清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时(shi)代”（18页）相提并论的深刻变动，以及秦汉文明(ming)的轴心特征、与罗马(ma)帝国比较研究的意义之后，在第一章融(rong)会前人“封建时(shi)代到统一时(shi)代”（梁(liang)启(qi)超语）、“宗法社会向军(jun)国社会”（严复语）、“奴隶制导封建制”（郭沫若语）的历史分(fen)期论，开宗明(ming)义地对周秦之变重下定(ding)义，即从西周“小共同体”到秦汉“大共同体”的转变，这个过程伴随着国家能力增(zeng)强，以及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从儒家到法家的转移。作者(zhe)用学派互动的思想史，来展(zhan)现经(jing)典思想家对于国家形态的解释权争夺背后的社会剧变，或可称为(wei)“思想史的政治经(jing)济学批判”。

作者(zhe)认(ren)为(wei)，小共同体是(shi)建立在“信息对称、反复博弈(yi)”（45页）的自然形成的熟人社会和直接的人际关系之上(shang)的，其特征在于：（1）伦理表现为(wei)“孝高于忠”（52页），也就是(shi)忠于小共同体的尊长和封建关系中的主君，而不是(shi)大一统时(shi)代后的唯(wei)一君主。（2）治理方(fang)式上(shang)，偏向于“小圈子”内的道德感化、伦理约(yue)束和在此基础上(shang)的乡里选举，从而熏陶、选拔出为(wei)小共同体的道德良(liang)治尽心尽责(ze)的领袖(xiu)。（3）是(shi)“伦理化的权责(ze)对应”（64页），也就是(shi)伦理身份和政治身份的天然重合，父(fu)权与父(fu)责(ze)直接挂钩。小共同体的经(jing)济基础是(shi)耦耕，也即成员的共同劳动和并不明(ming)确私有产权的土地制度。带有一定(ding)温情色(se)彩的“小共同体本位”，其价值观念转化为(wei)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制度，就是(shi)所谓儒家思想和周制；而来自小共同体的伦理形态和社会关系，成为(wei)了后世(shi)儒家想象天下格局、理想政治的思维框架和概(gai)念工具。

《秦汉史讲义》，作者(zhe)：秦晖，版(ban)本：汉唐阳光 | 山西人民出版(ban)社2024年11月。

小共同体会以强者(zhe)政治或共和政治两(liang)种路径解体，对应的历史模式是(shi)从西周到秦汉、希腊-罗马(ma)社会。东周的小共同体可谓内外交(jiao)困，内有个人主义的离心倾(qing)向，被杨朱表述为(wei)“不拔一毛以利天下”；外有道德普世(shi)论者(zhe)的破坏，也就是(shi)韩(han)非的“兼恨”和墨子的“兼爱”；小共同体伦理的拥(yong)护者(zhe)孟子，则义愤填(tian)膺地以辟除杨墨为(wei)己(ji)任。作者(zhe)发挥了赵岐、孙奭对“杨近墨远”的解读，认(ren)为(wei)个人主义离心倾(qing)向毕竟与小共同体本位相去更近，比如(ru)“不拔一毛”尚可理解成“身体发肤，不敢毁伤”，但是(shi)兼爱根本否定(ding)了小共同体的原则。

虽然墨子信徒众多、组织严密(mi)，最终向暴力机器投诚效忠故而更加汹涌的法家，不幸被原本就蔑视礼仪、视贵(gui)族(zu)如(ru)奴仆的“西戎之秦”全盘接纳，结果就是(shi)秦帝国肢解了周制。比起(qi)以铁器和牛(niu)耕为(wei)典型的生产技术突破和生产关系的重组，政治力量对小共同体的破坏更加无从遏制且难以恢复的。虽然在作者(zhe)看来杨朱“为(wei)己(ji)”这一超前之论，意在阻(zu)拦“公共权力及以公权代表自命的统治者(zhe)以利天下为(wei)由(you)屠杀少数”，但它终究在儒法夹击下销声匿迹。对此，赵鼎新(xin)评(ping)论道，诸子的思想家们“社会与政治活(huo)动仅(jin)仅(jin)有助于扩大国家的权力”，而且“历史理性主义的早(zao)熟降低了哲人，将私域导向的工具理性正面化的可能性”（《儒法国家》，215页）。

东汉，车马(ma)出行图（山东沂南出土）。　图/IC photo

法家和秦制的崛起(qi)

第二(er)、三章展(zhan)开了对法家和秦制的研究。法家的理想制度就是(shi)绝对权力面前的人人平等。名义上(shang)虽人人平等，但受信任的奴才还(hai)是(shi)高人一等，白起(qi)战功累累但爵不过大良(liang)造，专宠(chong)宫闱的嫪毐却被封最高等的彻侯，可见秦奉行的军(jun)功爵和绩效论是(shi)限(xian)用于普通民众的军(jun)事动员的障眼法。于是(shi)，法家对人性中“幽暗传统”（张灏语）的早(zao)熟体认(ren)，非但没有导出一套制衡最高权力的策略，反而酿出利用人性恶来破坏共同体内部的信任网络，以保证皇权的不可被撼(han)动和唯(wei)一性的“治理术”。

坚持小共同体本位的儒家同样分(fen)化出了现实主义者(zhe)，也就是(shi)用“性恶论”“法后王”“隆君不隆父(fu)”为(wei)韩(han)非、李斯(si)等后学张本的荀子，以及为(wei)汉家制礼作乐的“识时(shi)务者(zhe)”叔孙通，作者(zhe)看来他们都是(shi)“儒表法里”“周表秦里”的典型。在他们的推动下，用法取代礼、“以法入礼”在三个层面得到实施，（1）强调单向服从的军(jun)法，（2）制礼来强化皇权，以及（3）浓厚秦制色(se)彩的《周官》用国家层面政治权力的规(gui)范(fan)，取代了小共同体内部行用的礼。而周官中蕴含的经(jing)济资源垄断管制的国家立场，经(jing)过汉初名义上(shang)休(xiu)养生息、实则用犬儒主义逢迎国家机器和严刑(xing)苛法的黄老之学后，于汉武帝时(shi)得到“波浪式强化”，最终极端化为(wei)新(xin)莽的暴政。

作者(zhe)用小共同体本位的视角(jiao)，将封建西周的“礼不下庶人”原则解读为(wei)天子应当礼遇诸侯、诸侯礼遇大夫，而庶人应被小共同体的尊长礼遇，而“刑(xing)不上(shang)大夫”则是(shi)礼遇的一种。不过作者(zhe)未分(fen)析(xi)为(wei)何要启(qi)用儒学理论，对此赵鼎新(xin)有一个的扼要说明(ming)，就是(shi)“对于前现代社会秩序，急功近利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都难以成为(wei)一种合法化的力量，基于工具主义的社会秩序长远也经(jing)不起(qi)价值层面的挑战”（《儒法国家》，215页）。换言之，法家的理论体系不负责(ze)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问题。

第四章中，作者(zhe)借(jie)盐(yan)铁论战申(shen)述了西汉的强国家主义的知识立场和意识形态。大夫与文学的辩论，看似是(shi)国家干预或自由(you)放(fang)任的对峙(zhi)，其实是(shi)秦制的实现程度问题。桑弘羊秉承法家一贯态度，主张不提供(gong)社会福利，以及国家垄断经(jing)济活(huo)动的“重商(shang)主义”；贤良(liang)文学则要求国家垄断资源的经(jing)营权，要完全下放(fang)给地方(fang)精英和权贵(gui)诸侯们，用井田旧制取代土地私有，将社会福利的提供(gong)权返(fan)还(hai)给小共同体。然而日薄(bao)西山的小共同体本位时(shi)来运转，两(liang)汉之际的地方(fang)豪族(zu)日益做大，重拾了某些(xie)“道德共同体”的特征（谷川道雄语）。对此作者(zhe)描(miao)述为(wei)“尺蠖效应”：朝廷无为(wei)会导致土地兼并和地方(fang)割据，但是(shi)摇摆到过度有为(wei)就会横征暴敛。比如(ru)王安石要求朝廷自行兼并，设法将老百姓的钱转移到朝廷口袋，但高举“与士(shi)大夫治天下”的司马(ma)光却对权贵(gui)聚敛不赞(zan)一词，而北宋国家机器在新(xin)旧党争下如(ru)同尺蠖一般过度屈伸，最终失去弹(dan)性。

共同体复兴与儒学成为(wei)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密(mi)不可分(fen)，赵鼎新(xin)形容为(wei)“帝制儒学不仅(jin)强调君主对官员和其他被统治者(zhe)的支配权，同样强调精英对其下级与平民百姓也拥(yong)有类似的支配权”（《儒法国家》，318页），也就是(shi)说儒学伦理为(wei)地域社会的共同体运作和对国家权力的部分(fen)抵制和转嫁提供(gong)了合法性。

第五章，秦晖讨论了强国家主义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，包括（1）乡里制严密(mi)基层政权，同时(shi)部分(fen)保留小共同体的伦理秩序。（2）在各地设置传递(di)文书行政的交(jiao)通线路和邮厅。（3）强大到可以收缴人头税(shui)（算赋(fu)）的财政能力。（4）用酷吏来确保秦制的运行。酷吏们是(shi)善于“深文周纳”、灵活(huo)运用法律条文的专业官僚，用暴力屠戮来打压(ya)地方(fang)豪强和小共同体，即便面对冤假错案也要残酷到底的高度“绩效主义”。但作为(wei)汉代皇权工具的郅都、张汤等酷吏典型，却处在一个随时(shi)会被抛弃(qi)或取代的危(wei)险境(jing)地。随着东汉循吏的崛起(qi)，剑(jian)拔弩张的国家-社会关系有所松动，但这仍(reng)不妨(fang)碍秦制在历朝历代批量生产出“唯(wei)上(shang)不唯(wei)实”的酷吏。

秦制的路径依赖造成了新(xin)的循环怪圈，其一是(shi)内朝和外朝的循环，对此和田清有类似的观察，内朝转化为(wei)宰相后，秦汉时(shi)期的皇帝身边又出现新(xin)的、和宰相分(fen)庭抗礼的内朝官。其二(er)是(shi)钦差大臣(chen)变为(wei)“诸侯”，临时(shi)派遣官员变为(wei)地方(fang)行政机构，等到地方(fang)行政层级太多叠(die)床架屋又再行裁撤，呈(cheng)现出一种周振鹤指出的“二(er)三级循环”。其三，是(shi)地方(fang)行政机构的集权或者(zhe)分(fen)权，以宋为(wei)分(fen)野，汉唐之间地方(fang)行政机构大致保有完整的军(jun)事、民政权力，但是(shi)宋代以后财政、民事、军(jun)事被分(fen)割给不同官员。作者(zhe)评(ping)论道，秦制的胜(sheng)利，不能以成王败寇的方(fang)式评(ping)价之。

《儒法国家：中国历史新(xin)论》作者(zhe)：赵鼎新(xin)，译者(zhe)：徐(xu)峰　巨桐，版(ban)本：浙江大学出版(ban)社2022年6月

东汉魏(wei)晋(jin)的小共同体问题

第六章作者(zhe)处理了东汉以降的宗法复兴，对“魏(wei)晋(jin)封建论”给出了一个旧瓶装新(xin)酒的解释。作为(wei)豪族(zu)代言人的刘秀建立的东汉在国家能力上(shang)相对低下，再加上(shang)“法律儒家化”（瞿同祖(zu)语），用春秋决狱的历史理性主义，将小共同体本位的价值观引入到作为(wei)国家统治工具的法律中。较之法家法律的政治挂帅和伪个人主义，强调“十恶八(ba)议”的儒家法律至少建立起(qi)了从法后王到法先(xian)王，以及不可轻易改动“祖(zu)宗之法”的原则，在皇权面前争取到了一定(ding)的转圜(huan)余地。

另一方(fang)面，是(shi)以儒学伦理为(wei)归依的察举制度的全面推行，作者(zhe)认(ren)为(wei)这意味着“官员选拔标准的道德化”（341页），以及乡里议论的道德评(ping)判重新(xin)上(shang)扬和绩效主义的相对退潮(chao)，结果就是(shi)小共同体的治理原则逐步扩大到大共同体的广域国家。但此推广下的“政治逻辑的泛道德化”，一方(fang)面未能保留官僚治理的优势，一方(fang)面也使(shi)得选拔标准趋向于虚(xu)伪造假，为(wei)朝廷地方(fang)连结的权力关系网络的经(jing)营和利益集团的滋生大开方(fang)便之门。

另一方(fang)面，小共同体复兴的经(jing)济前提是(shi)朝廷财政弱化，跨地域市场的货币经(jing)济向自然经(jing)济转变，小共同体庄园经(jing)济生产的自给自足，以及依附(fu)者(zhe)的卑微(wei)化和低贱化。小共同体在战乱中聚集自保为(wei)坞堡，其领袖(xiu)并非朝廷命官，而是(shi)地方(fang)有实力和道德名望(wang)之人，有显著的整体性和小共同体本位的特征。魏(wei)晋(jin)以降的国家屡屡索(suo)阅括户，与寺院和庄园抢夺纳税(shui)人口，也每每激起(qi)反抗。作者(zhe)认(ren)为(wei)，国家对用刑(xing)罚加以区(qu)别的贱民的迫害(hai)更加无所不用其极，故国家立场的括户（乃(nai)至编户齐民制度）并不具备(bei)正当性，而无论是(shi)可能以坞壁为(wei)原型的桃花源，还(hai)是(shi)白居易笔下的两(liang)姓村(cun)，都是(shi)面对秦制进行着些(xie)微(wei)抗争但前仆后继的勇者(zhe)。

第七章作者(zhe)分(fen)析(xi)的是(shi)秦汉时(shi)期的古典商(shang)品/市场经(jing)济，也就是(shi)古典时(shi)期一种受到价值规(gui)律、市场法则支配和调节(jie)的经(jing)济形式。得益于耕种技术和作物(wu)区(qu)域的成熟，复种革命，水利工程灌溉等，以及小共同体解体带来的跨区(qu)域商(shang)业活(huo)动，耕种粮食有了转化为(wei)商(shang)品的余裕，至劳动力也可以作为(wei)一种商(shang)品被买卖交(jiao)易。在古典商(shang)品经(jing)济的高潮(chao)中，赋(fu)税(shui)货币化程度极高，货币政策多变又为(wei)商(shang)人提供(gong)投机获利的机会，而统治者(zhe)和民间富豪的穷奢(she)极欲又构成了“奢(she)侈经(jing)济学”。甚至秦汉时(shi)期已经(jing)出现经(jing)营利润(run)和借(jie)贷收息的平均(jun)化倾(qing)向，商(shang)品经(jing)济的成熟可见一斑。此氛围更催生了“千古奇文”《货殖列传》，司马(ma)迁(qian)明(ming)确指出了供(gong)需规(gui)律的存在，以及统治者(zhe)需要正视人类追逐利益的本能和天性。

汉代商(shang)品经(jing)济的水准甚至到了唐代难以企及的高度，作者(zhe)比较汉唐两(liang)代情形，发现汉代的货币在物(wu)价、地租(zu)、劳务报酬和借(jie)贷关系中的大量使(shi)用，甚至还(hai)有提高粮价发展(zhan)农(nong)业这种市场性策略。与罗马(ma)帝国的借(jie)贷情况进行比较能看出，汉代的借(jie)贷（1）大量使(shi)用货币，（2）出现了平均(jun)利润(run)率，（3）开始向经(jing)营资本转化，（4）宗法时(shi)代的奴役型借(jie)贷被契(qi)约(yue)借(jie)贷关系取代且纯经(jing)济因素有所提升，（5）对借(jie)贷关系的评(ping)价提高。但罗马(ma)租(zu)佃发展(zhan)水平更加远离奴役型借(jie)贷。

作者(zhe)也补(bu)充(chong)了强国家主义的抑制商(shang)业倾(qing)向，其中所谓“名田”“授(shou)田”关键不在于所有制和土地是(shi)谁的私人财产，而是(shi)一种用登(deng)记(ji)土地的手段将土地资源和编户齐民紧紧绑定(ding)，然后强制要求获得土地的农(nong)民承担赋(fu)税(shui)徭役的财政手段和经(jing)济权力。经(jing)济权力边缘化，使(shi)得商(shang)人们面对东汉到魏(wei)晋(jin)的地域社会小共同体的复归，只能束手无策，秦汉的古典商(shang)品经(jing)济高潮(chao)也就随之落幕。而且作者(zhe)似乎暗示与汉帝国相比，罗马(ma)帝国的经(jing)济权力的地位和重要性颇有不同，但是(shi)特性的来龙去脉和对后来的影响可惜语焉不详。

东汉市楼画像砖（四川广汉出土）。图/IC photo

来自《儒法国家》的批评(ping)，或者(zhe)反批评(ping)

如(ru)果参照(zhao)赵鼎新(xin)的《儒法国家》，不难看出《讲义》在以下几(ji)点上(shang)需要更多概(gai)念工具的“校准”。

第一，作者(zhe)对推动西周封建-儒学伦理到秦汉的郡(jun)县(xian)制-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转变的结构机制性动因语焉不详，也就是(shi)要解释为(wei)何各国相互攻伐、秦要消灭六国，为(wei)何春秋时(shi)代的礼仪战争逐步变成战国时(shi)期的消灭战争，战争与秦制、汉制的建立有何关联。秦晖的答案是(shi)，法家和秦制是(shi)牺牲民众福利来提升军(jun)队战力的军(jun)国传统。赵鼎新(xin)的回(hui)答有完整的前因后果，宏(hong)观理论上(shang)“竞争与竞争结果的制度化的辩证互动是(shi)历史变迁(qian)的动力”，具体是(shi)“军(jun)事竞争推动了公域导向的工具理性”（《儒法国家》，12页），这种工具理性结晶就是(shi)官僚机器。与秦晖不同的是(shi)，赵虽用“儒法国家”中的“法”来描(miao)述官僚制的政治权力，但并未将法家思想与官僚行政画上(shang)等号，也未进行道德批判，而是(shi)陈述了工具理性和军(jun)事绩效追求在东周时(shi)期的兴起(qi)，基于此，各国不断追求扩军(jun)和争夺领土，最终政治制度和军(jun)事动员协(xie)同关系最优的秦国消灭了其他国家，也因为(wei)其国家社会关系的僵硬(ying)、规(gui)范(fan)性共识的匮乏(fa)而速朽。

引申(shen)而言，大共同体取代小共同体的周秦汉之变，是(shi)需要考虑变迁(qian)机制和历史语境(jing)的关联，只有在军(jun)事权力导向工具理性的情况下才能够完成。但是(shi)关注军(jun)事政治的另一面是(shi)，赵书对思想知识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关联性，以及对诸子百家的思想价值的诠释，还(hai)停(ting)留在实用主义和流动知识人群的层面，也无从给出类似于《讲义》中“儒学伦理的小共同体本位”这种精彩的知识社会学式论断。

第二(er)，《讲义》未说明(ming)抵抗猃狁(yun)、犬戎、匈奴、鲜卑、西羌等生生不息的敌人对周制秦制可能存在的影响，虽然可以用强国家主义更能抵御(yu)外敌的申(shen)论一笔带过，但考虑到作者(zhe)汲引斯(si)科特（James Scott）的逃避(bi)统治和弱者(zhe)武器的理论，以表达对不愿被秦制剥削的小共同体的同情与理解，或许更应当观照(zhao)到，因推行秦制-儒法国家而高度领土化/郡(jun)县(xian)化的平原和交(jiao)通线路以外的游牧(mu)流动空间。游牧(mu)者(zhe)的共同体可大可小，伦理却与儒学规(gui)范(fan)大不相同，或许因不便将他们融(rong)入到“小共同体”的解释框架中，作者(zhe)对这些(xie)同样反抗秦制统治的群体避(bi)而不谈，更无从分(fen)析(xi)游牧(mu)者(zhe)建构的统治方(fang)式和国家形态。当然，偏重国家理论的赵书关注的同样是(shi)“统治的逻辑”而非“逃避(bi)统治的艺(yi)术”，这使(shi)得《儒法国家》仅(jin)提及游牧(mu)者(zhe)和定(ding)居者(zhe)政权之间“相互学习与适应”的规(gui)律（《儒法国家》，373页），而低估(gu)了来自游牧(mu)者(zhe)的异质性权力结构。

第三，作者(zhe)用货币使(shi)用来推测古典商(shang)品/市场经(jing)济的发展(zhan)程度，存在一个“将国家财政使(shi)用的等价物(wu)视作在市场上(shang)流动的货币”的破绽，也就是(shi)说，运输成本更低、有国家信用作担保的铜钱，在其铸造质量、贵(gui)重金属含量能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，可以被大量用于赋(fu)税(shui)缴纳，采(cai)购军(jun)需和朝廷物(wu)资，发放(fang)朝廷俸禄，或者(zhe)作为(wei)财富收藏家中，但这恐怕只能说明(ming)跨区(qu)域、跨阶层的市场是(shi)高度依赖国家财政体系的正常运作，而非市场经(jing)济就需要数量庞大的货币。《货殖列传》提到的富商(shang)们更像是(shi)经(jing)营盐(yan)、铁、马(ma)、朱砂等大规(gui)模战略性物(wu)资而与政府建立稳定(ding)合作关系的官商(shang)，这恐怕证明(ming)的是(shi)赵鼎新(xin)所强调的“经(jing)济权力长期边缘化”。而汉魏(wei)以降货币不再通行，更多是(shi)因为(wei)一方(fang)面战争频仍(reng)、南北分(fen)割，长距离贸易受阻(zu)，另一方(fang)面是(shi)市场上(shang)缺乏(fa)优质铸币、长期通货紧缩，以及国家层面的滥发粗糙货币带来的通货膨胀的两(liang)面夹击，汉代的强大国家财政和货币储备(bei)都不可复制。

第四，面对帝制时(shi)代强国家主义和大共同体“以法杀人”，民众固然有“苛政猛于虎”的喟叹(tan)，但是(shi)自命为(wei)道德化身的小共同体及其首领，未必不精通于更加密(mi)不透风的规(gui)训手段。所谓“上(shang)士(shi)杀人用笔端”，提倡“一字之贬重于斧钺”的春秋经(jing)世(shi)之道中潜藏着不亚于法家严刑(xing)峻(jun)法的血(xue)腥气。正如(ru)赵鼎新(xin)反复说明(ming)的，成为(wei)官方(fang)学说的儒学终究是(shi)用来提供(gong)合法性和“强制性普及”的“意识形态权力”。作者(zhe)未能一视同仁地批判小共同体的伦理，或许是(shi)一种针砭时(shi)弊的“为(wei)尊者(zhe)讳(hui)”。

《讲义》不是(shi)对中国古代史具体史事的爬梳考订，具体论证当然也值得商(shang)榷，但这不妨(fang)碍读者(zhe)们拨开专业研究的脚(jiao)注和引用资料后看到的，为(wei)求索(suo)解答而被念兹在兹的问题意识。

撰文/邱雨(yu)

编辑/罗东

校对/薛(xue)京(jing)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