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想一百多(duo)年前美国那(na)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，一系列改革者的面庞浮现眼前，弗雷德(de)里克(ke)·C.豪便(bian)是其中之一。豪是时任克(ke)利夫兰市市长汤姆·L.约翰逊的幕僚，他们(men)共同成(cheng)就了这座城市，使之被誉为改革年代的明星城市。1925年，豪出版了一本著作《一个改革者的自白》（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），详细描(miao)述(shu)了内战后(hou)几十(shi)年里他作为改革者所(suo)经历的一切。从一座美国小(xiao)镇写起。在那(na)里，压制正统观念——无论是宗教、政治还是经济的——都是常态。再(zai)写到巴尔的摩、克(ke)利夫兰和(he)纽约，他在这些城市参与进步时代那(na)些波澜壮阔(kuo)的改革事业。最后(hou)是第一次(ci)世界(jie)大战和(he)战后(hou)的红色恐慌期间政府的镇压行动带给他的幻灭感。在政治抱负和(he)非(fei)政治的公民团(tuan)结(jie)理想之间挣扎，豪摸索都市政治的道路带着困惑和(he)矛盾，这正是十(shi)九世纪末二十(shi)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(ji)公民改革的典型特征(zheng)。而《一个改革者的自白》反映(ying)了豪对老派、清教、中产阶级(ji)的美国及其人民未能引领建立一个更加开放、慷慨和(he)人道的社会的失望。但他判断，改革将不断重新开启。

在《一个改革者的自白》出版三十(shi)年之后(hou)，美国历史(shi)学家(jia)理查德(de)·霍夫施(shi)塔特发表了《改革年代：从布赖(lai)恩到富兰克(ke)林·D.罗斯福》（以下简称《改革年代》）。该书自出版以来备受赞誉和(he)批评。称赞者认为霍夫施(shi)塔特关于镀金时代和(he)进步时代至关重要(yao)问题上的看法过去(qu)是、现在仍(reng)然(ran)是正确的。批评者则关注霍夫施(shi)塔特对民粹主义、反犹太主义和(he)阴谋论的指控，也不同意他的地位革命论。无论怎样，《改革年代》向人们(men)展示了一段复杂的美国历史(shi)时期，而这些复杂性“是我们(men)对过去(qu)的传统印象所(suo)未能捕捉到的”，霍夫施(shi)塔特对改革的研(yan)究或(huo)是一支序曲，或(huo)提供一剂刺激。

关于改革的时代，霍夫施(shi)塔特表现出温和(he)的现时主义。他在《改革年代》的开端便(bian)指出，从内战到1890年代这段美国历史(shi)，可(ke)以看成(cheng)一个主要(yao)以工业化、大陆扩张和(he)政治保守主义为主题的时期，以此类推(tui)，刚刚过去(qu)的这个时代，即大致从1890年代起，至第二次(ci)世界(jie)大战结(jie)束的这段历史(shi)，则可(ke)视(shi)为一个改革的时代。“刚刚过去(qu)的这个时代”的说法表明霍夫施(shi)塔特认为自己所(suo)处的时代与改革年代十(shi)分接近，甚至改革在长时段上可(ke)能从未中断。改革的洪潮，尽管在1890年发生过大规(gui)模的回涌，在1920年代也曾短暂地消退，却为二十(shi)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美国政治奠定了基调。霍夫斯塔特将过去(qu)六(liu)十(shi)五年里的改革运动分为三个阶段，其中两(liang)个阶段几乎是前后(hou)接续的：首先是农民反抗运动，其最强(qiang)烈的表现是1890年代的平民主义运动和(he)1896年布赖(lai)恩的总统竞选；接着是进步主义运动，覆盖时间约为1900到1914年；最后(hou)是“新政”，其最具(ju)活力的阶段集中在1930年代的几年中。霍夫施(shi)塔特接着明确表明，写作这本书的目的，并(bing)不是要(yao)把1890年以来美国主要(yao)改革运动那(na)些熟(shu)悉的故事重新讲一遍，而是希望从他自己时代的角度进行新的分析。霍夫施(shi)塔特也非(fei)常清楚，过于关注当下“是一件非(fei)常危险的事——危险就在于因过度聚焦于当下，而丧失了对历史(shi)真实性的确切认知”。毫无疑问，《改革年代》充斥着作者对现时政治的担忧。他在1960年的一次(ci)采访中曾说：“我之所(suo)以成(cheng)为一名历史(shi)学家(jia)，是因为我参与了当代问题的研(yan)究。”或(huo)许(xu)正是因为他坚定地贯彻现时主义，使他认定1890年代以来的改革没有(you)中断。人们(men)对于对称性和(he)历史(shi)延续性的渴望，会使得改革的要(yao)求不断被提出。这一点与豪的想法不谋而合。

豪与进步时代的许(xu)多(duo)改革者一样，在战前认为思想和(he)信(xin)息比利益更强(qiang)大，运用智识(shi)传统可(ke)以结(jie)束不公平，促进社会福祉。霍夫施(shi)塔特显然(ran)也更重视(shi)思想、情感对改革的意义。关于“进步主义”，霍夫施(shi)塔特指的是1900年以后(hou)那(na)种随处可(ke)见的、倾向于针砭时弊和(he)厉行变革的更为广泛的心(xin)理冲动；到了这一时期，农民抗议这条小(xiao)溪(xi)流已变成(cheng)波澜壮阔(kuo)的大河，而强(qiang)烈要(yao)求社会、经济改革的中产阶级(ji)人民，则凭着他们(men)日益高涨的热情增加了这条大河的水量，并(bing)且改变了它的流向。作为一种改革思想，进步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共识(shi)的学说；相(xiang)反，这是对美国已经成(cheng)为一个由大企业和(he)大城市主导的工业国家(jia)这一认识(shi)的一系列多(duo)样化回应。进步主义包括要(yao)求诚实、高效和(he)更广泛的市政权(quan)力的运动，削弱垄断公司对州(zhou)立法机(ji)构的控制。加强(qiang)公用事业的公共控制或(huo)公有(you)制，推(tui)动政治进程民主化，削弱政党组织，要(yao)求妇女(nu)选举权(quan)，扩大政府监管企业的权(quan)力，以及通(tong)过社会福利立法等(deng)。这场运动的主旋律是重建一种经济个人主义和(he)政治民主，人们(men)普遍相(xiang)信(xin)这些东西在美国曾一度存在，只是已经为大公司和(he)腐败的政治机(ji)器(qi)所(suo)毁灭；在重建这些理念的同时，也要(yao)寻回某种道德(de)感和(he)公民纯洁性，这些东西被认为也已丢失了。改革的冲动来自人们(men)的怀旧情绪，改革的目标是找回业已存在美国过去(qu)社会中的那(na)些美德(de)和(he)纯真，可(ke)见智识(shi)传统要(yao)大于利益追(zhui)求。

理查德(de)·霍夫施(shi)塔特

霍夫施(shi)塔特进而揭(jie)示，是关于社会地位的认知而不是利益使先前那(na)些广义上可(ke)以称为“独立派”类型的人群变成(cheng)进步派。他认为，主要(yao)并(bing)不是因为经济剥削，而是因为他们(men)是地位变动的受害者，这一变动就发生在十(shi)九世纪的最后(hou)十(shi)年和(he)二十(shi)世纪初。简言之，在相(xiang)当大的程度上领导了进步主义运动的这批人，他们(men)承受的时代苦难并(bing)非(fei)源(yuan)自财富的缩减，而是由于社会威望和(he)权(quan)力的分配模式发生了变化。回到1870年前后(hou)，那(na)时财富、地位和(he)权(quan)力在美国的分布还相(xiang)当分散，中等(deng)收入的人也足以享有(you)相(xiang)当高的威望和(he)影响力，在很多(duo)小(xiao)地方这一现象尤为普遍。在那(na)个地方性名望还颇具(ju)分量的年代，小(xiao)店主、制造业主、杰出的律师、编辑和(he)牧师，都算是地方上名声响亮的人物。霍夫施(shi)塔特最后(hou)得出结(jie)论说，每当现代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之时，大部分知识(shi)分子、专门职业者和(he)民意塑造阶层，总能看清事态走向，于是全(quan)情投入他们(men)认为代表着进步和(he)改革的那(na)一方。罕有(you)哪一次(ci)历史(shi)运动，这些阶层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比在进步主义运动中还要(yao)大。无疑，这些知识(shi)分子和(he)专门职业者之所(suo)以支持进步主义事业，一部分原因和(he)中产阶级(ji)里的其他成(cheng)员是一样的，然(ran)而他们(men)所(suo)在职业本身发生的显著变化，社会的日益复杂化，以及地位革命给他们(men)的社会地位带来的改变，也在影响着他们(men)对事物的看法。

然(ran)而，改革的事实往往证明：利益比思想或(huo)信(xin)息更强(qiang)大。克(ke)利夫兰、芝加哥、纽约等(deng)城市的进步主义改革实践表明，虽然(ran)许(xu)多(duo)商业和(he)专业人士准备投入时间、精力和(he)金钱来改善他们(men)的城市，但如果他们(men)的基本利益受到威胁(xie)，他们(men)会退缩并(bing)变得敌对。霍夫施(shi)塔特在评论反托拉斯运动时也指出，毫无疑问，相(xiang)比其宣传造势的强(qiang)度，反托拉斯运动取得的直接实质性成(cheng)就是不大的；可(ke)是历史(shi)上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——历经了艰苦、激烈的斗争，却只收获了微末的成(cheng)果。

应该说十(shi)九世纪末二十(shi)世纪初的改革本身就充满矛盾，原先属于平民主义的改革主张后(hou)来成(cheng)为进步派的改革主张，甚至被两(liang)党拿过去(qu)、写进党的纲领。或(huo)许(xu)是改革时代本身呈现出的这种特点使得霍夫施(shi)塔特被诟病为“模棱(leng)两(liang)可(ke)之王”，从他在《改革年代》的文字里可(ke)见到他的矛盾心(xin)理。批评者不满于他对直接民主改革的摒弃，但与其说是摒弃，毋宁说是模棱(leng)两(liang)可(ke)、未予置评。譬如对于直接初选制、创制权(quan)、复决权(quan)、否决权(quan)等(deng)早期改革成(cheng)就，霍夫施(shi)塔特认为这些目标的实现是“重建他们(men)想象的存在于以往纯真年代的那(na)种大众政府”。“想象的”“纯真年代”这类词汇(hui)似乎暗示霍夫施(shi)塔特并(bing)不看好这些政治改革目标。在评价西奥多(duo)·罗斯福时，霍夫施(shi)塔特认为，罗斯福代表了这样一种类型的进步主义领导者，他们(men)真实的内心(xin)冲突是高度保守主义的，如果不是因为有(you)必要(yao)在建立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抵制那(na)些具(ju)有(you)威胁(xie)性的激进路线，他们(men)可(ke)能根本不会成(cheng)为进步派。这里指明进步派本身的矛盾性。但霍夫施(shi)塔特又清楚地意识(shi)到，老罗斯福时代的典型进步派思想家(jia)或(huo)改革者，一直同社会主义者们(men)进行着一种宽容的、互有(you)裨益的对话，而且由于他们(men)的半无产阶级(ji)性质，他们(men)比较同情劳工。他们(men)经受了“社会情绪的检验(yan)方式之一……无论社会中生活安逸的人们(men)在心(xin)理上是更认同那(na)些成(cheng)功人士的权(quan)威和(he)成(cheng)就，还是更加牵挂(gua)那(na)些不幸者的需求和(he)苦难。相(xiang)当大的程度上，正是进步派的宣传鼓动，使得人们(men)的同情心(xin)在社会层面上是向下的，而非(fei)向上的”。这与民主改革的目标也是一致的，对霍夫施(shi)塔特反民主的指责似乎站不住脚。

矛盾性也体现在改革者身上。霍夫施(shi)塔特分析了所(suo)有(you)的专门职业和(he)行业中的律师行业，他认为很多(duo)律师身上都有(you)一种矛盾属性，一方面他们(men)为商业团(tuan)体服(fu)务并(bing)从中获益，另一方面，在人身关系上，他们(men)又与之保持疏离；这种矛盾性对于进步主义思想的塑造，以及进步主义领导群体的构成(cheng)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很多(duo)律师参与进步主义政治，是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顾问，他们(men)必须处处为委托人着想，但也有(you)不少律师是由于从自己所(suo)在行业的变迁中，感受到了那(na)种广泛存在的改革诉求的冲击力。所(suo)以，进步主义是一场温和(he)而谨慎的运动，其目标不是社会结(jie)构的剧烈变革，而毋宁是形成(cheng)一个负责任的精英群体，这批精英将把民间的冲动导向变革，并(bing)且是导向一系列适度的，用他们(men)的话说，“建设性的”渠道。如同布兰代斯恰(qia)如其分的表述(shu)，这个领导集体“将在富人和(he)平民之间保持一种独立地位，随时准备着对任何一方的过度行为加以制衡。”

实际(ji)上，对于平民主义和(he)进步主义的改革议题、中产阶级(ji)的分化，及至新政时期进步派和(he)保守派的改革主张呈现的矛盾性、复杂性，霍夫施(shi)塔特在《改革年代》的前言中阐明了原因。他认为，移民的需求和(he)本地人的情绪，两(liang)相(xiang)冲撞之下，产生了两(liang)种有(you)着根本差(cha)异的政治伦理体系。霍夫施(shi)塔特分析了它们(men)的性质及相(xiang)互影响。第一种建立在扬基-新教的本土政治传统，以及中产阶级(ji)生活的基础之上，主张并(bing)要(yao)求公民持续地、无私地参与公共事务；这套伦理认为，跟从前相(xiang)比，政治生活在满足个人需求之余，更应该超越个人需求，在更高的程度上符合普遍原则与抽象规(gui)律；这套伦理也表达(da)了一种普遍的感受，即认为政府天然(ran)地应当努力敦促个人生活的道德(de)化，而经济生活也应当致力于个人品格的磨砺与发展。另一套体系则以移民的欧洲背景为基础，移民们(men)对于独立的政治行动不甚熟(shu)悉，对于等(deng)级(ji)和(he)权(quan)威却相(xiang)对熟(shu)悉，由于背井离乡(xiang)的身份(fen)，他们(men)也常常面临各种紧(jin)急需求；这套伦理认为个人的政治生活理所(suo)当然(ran)地是产生于家(jia)庭的需求，基本上将政治和(he)公共关系解释为一组私人义务，认为比起忠(zhong)实于抽象的法律或(huo)道德(de)规(gui)则，稳(wen)固的私人效忠(zhong)关系更为重要(yao)。移民、大佬和(he)城市机(ji)器(qi)的政治生活，便(bian)主要(yao)建立在这套价值关系之上。对立的双方中，一方是道德(de)高尚的新教社会改革领导者，另一方则包括大佬、职业政客和(he)移民大众。因之，对霍夫施(shi)塔特而言，改革只能是社会各阶层和(he)谐一致的产物，即便(bian)其中充满矛盾甚至相(xiang)悖的改革议题。

霍夫施(shi)塔特有(you)强(qiang)硬的道德(de)政治立场，但他对进步派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却有(you)着隐秘的偏爱。他说改革派的整套传统反映(ying)的是这样一种心(xin)态，该心(xin)态的基础在于一个本质上是健康的社会；该心(xin)态所(suo)主要(yao)关注的内容，并(bing)不在于如何能让一个经济体成(cheng)功应对经济崩溃带来的诸多(duo)问题，而是在一个合理的运行秩序中，促进该经济体的民主化。设法令一个经济体恢复繁荣(rong)，归根结(jie)底是一个组织问题。在“新的机(ji)会主义”中，霍夫施(shi)塔特揭(jie)示改革派的优势：在于他们(men)可(ke)以唤醒道德(de)情绪，谴责不公，将整个社会的义愤汇(hui)集起来，去(qu)抗拒那(na)些不能容忍(ren)的恶行。而保守派更倾向于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制度的连续性、铁的事实、可(ke)能性的限度等(deng)基础上。从进步主义到新政，中产阶级(ji)的改革冲动依然(ran)留存。技术官僚新政派与道德(de)进步派之间形成(cheng)鲜明对比，霍夫施(shi)塔特在此写道：自由派捍卫大公司和(he)产业集中这一奇特景象说明，曾如此长久地居于进步主义思维核心(xin)的反垄断情绪，如今已不再(zai)是进步主义的核心(xin)主题。布兰代斯和(he)威尔逊代表的那(na)一代人，将经济生活理解为一个展现各自品格的领域；现代自由派似乎完全(quan)认为这是一个可(ke)以期待某些结(jie)果的领域。最值得注意的似乎是这种道德(de)立场的转变。虽然(ran)霍夫施(shi)塔特认为瑟曼·阿诺(nuo)德(de)是二战前最具(ju)创造力的政治知识(shi)分子，但他认为从阿诺(nuo)德(de)使用的术语来看，阿诺(nuo)德(de)的价值体系与美国进步主义的经典价值之间已经有(you)了相(xiang)当的距离。霍夫施(shi)塔特认为，进步主义的关键词是爱国主义、公民、民主、法律、品格、良知、灵魂、道德(de)、服(fu)务、责任、耻辱、羞耻、罪(zui)恶和(he)自私……搜索阿诺(nuo)德(de)书中的关键词，则是需求、组织、人道主义、结(jie)果、技术、制度、现实主义、规(gui)训(xun)、士气、技能、专家(jia)、习惯(guan)、实用和(he)领导力等(deng)。前者令人联想到进步主义运动的道德(de)与知识(shi)根源(yuan)，这些根源(yuan)可(ke)以追(zhui)溯到盎格鲁-撒克(ke)逊新教传统。后(hou)者揭(jie)示的价值乃(nai)是从经济危机(ji)和(he)官僚制的必要(yao)需求当中创生出来的。

霍夫施(shi)塔特在他所(suo)著的《进步主义历史(shi)学家(jia)》一书中有(you)一句话：“现时意识(shi)虽然(ran)造成(cheng)了主要(yao)错(cuo)误，但通(tong)过智识(shi)发现，其往往也是获得新见解的主要(yao)途径——错(cuo)误和(he)曲解并(bing)非(fei)出自一意孤行，而毋宁是拉帮结(jie)派的结(jie)果。解释性历史(shi)学家(jia)最好的状态是，带着对未来热情的关切回到过去(qu)。”（Richard Hofstadter,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: Turner, Beard, Parrington, New York: Vintage Books, 1968, p.465）霍夫施(shi)塔特以其对道德(de)政治的关切描(miao)绘了承受着地位焦虑的那(na)一代人的群像，就历史(shi)故事而言，十(shi)九世纪九十(shi)年代和(he)二十(shi)世纪三十(shi)年代及六(liu)十(shi)年代显然(ran)有(you)不同的剧本，也不会如霍夫施(shi)塔特说出“刚刚过去(qu)的这个时代”那(na)般轻松。但进步时代、新政、二十(shi)世纪六(liu)十(shi)年代都始于一股乐观主义情绪，一种共同的信(xin)念——过时的思想和(he)政策将被新思维取代的时刻已经来临；特权(quan)和(he)不公正的堡(bao)垒将让位于对创新和(he)更大平等(deng)的要(yao)求。无论如何，在若(ruo)干年里，改革的要(yao)求都会在立法和(he)制度上得到体现。如果历史(shi)学家(jia)无法停止将过去(qu)和(he)现在混为一谈，那(na)就一定会相(xiang)信(xin)改革将持续进行，或(huo)者相(xiang)信(xin)人们(men)会主动出击，将改革进行下去(qu)。即使我们(men)望着那(na)个渐行渐远的改革年代，黯然(ran)神(shen)伤、唏嘘慨叹。化用霍夫施(shi)塔特的话来说，对于相(xiang)信(xin)世界(jie)历史(shi)上某个阶段曾是黄金时代的人们(men)，我们(men)怀有(you)一份(fen)真实的同情，尽管他们(men)的生活境(jing)遇要(yao)比我们(men)好得多(duo)。然(ran)而，真正地回去(qu)那(na)个世界(jie)里生活，真切地去(qu)体会那(na)个世界(jie)的人们(men)所(suo)珍惜的那(na)份(fen)希望，去(qu)欣赏(shang)他们(men)那(na)份(fen)想象出来的纯真，今天的我们(men)已经办不到了。

（注：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中文译本理查德(de)·霍夫施(shi)塔特：《改革年代》，王禹译，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；英文版Richard Hofstadter, The Age of Reform: from Bryan to F. D. R., New York: Vintage Books, 1955.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