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(zi)》是一部有(you)意(yi)创作的对话体著(zhu)作，记述孟子(zi)与(yu)其弟子(zi)及同(tong)时代人的论学、治国之(zhi)语，是儒家学派的代表著(zhu)作之(zhi)一。关于作者，古今有(you)三种说法：一为孟子(zi)自作，二(er)为孟子(zi)弟子(zi)万章、公孙丑等(deng)共同(tong)记述而成(cheng)，三为孟子(zi)与(yu)弟子(zi)共作。《四书》当中，《孟子(zi)》的浮沉最大，经历了由“子(zi)”到“经”的升(sheng)格过程。战(zhan)国后期，形成(cheng)势力强大的孟子(zi)学派，但秦(qin)始皇焚书坑儒，烧(shao)孟派之(zhi)书，杀孟派之(zhi)儒，孟学遭(zao)受重创。汉初，由于统治的需要，孟子(zi)及其书又受到重视(shi)，汉文帝时曾立“《孟子(zi)》博(bo)士”。但总起来说地(di)位尚不足以与(yu)后世相比。这种情(qing)形到宋(song)代发生了改变，其标志(zhi)就是经学史上的重大事(shi)件，即《孟子(zi)》的“升(sheng)经运动”。这一运动大的学术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学更新运动，即儒学由训诂之(zhi)学向义理之(zhi)学的演变。就自身原因而论，儒学自汉代以来的训诂之(zhi)学已走向极端，变得繁琐(suo)，死气沉沉，需要更新；就外部原因而论，就是儒学受到了佛道的冲击，使原有(you)的独尊地(di)位受到极大挑战(zhan)。改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措之(zhi)一就是支撑儒学“经典”的重新选择，从《五经》到《四书》的转变正(zheng)是这一背景下的必然结(jie)果，而《孟子(zi)》升(sheng)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(cheng)部分。经历了韩愈、孙复、石介、二(er)程、张(zhang)载、王安石等(deng)人对《孟子(zi)》的推(tui)尊过程，宋(song)徽宗(zong)宣和年间（1119-1125），《孟子(zi)》一书首次被刻成(cheng)石经，列为“十三经”之(zhi)一。而朱熹将《孟子(zi)》与(yu)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并(bing)列，汇集而成(cheng)《四书》，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几百(bai)年。至此，宣告(gao)了《孟子(zi)》由子(zi)到经“升(sheng)格运动”的完成(cheng)，以后的目录学著(zhu)作皆将其列置“经部”，孟子(zi)其人也于元文宗(zong)至顺元年（1330）被加封为“亚圣”。

《大学》是《小戴礼(li)记》的第42篇，是一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论文，讲的是在“大学”阶段(duan)如何学习(xi)修身、治国。传统认为，《大学》的作者是孔门弟子(zi)，朱熹则认为是曾子(zi)及其弟子(zi)共同(tong)完成(cheng)的。唐代韩愈之(zhi)前，《大学》只是作为《礼(li)记》一篇，并(bing)没有(you)单(dan)独受到太大的重视(shi)，也没有(you)单(dan)独刊(kan)行的本子(zi)。韩愈作《原道》曾经引用《大学》一段(duan)，《大学》一篇逐渐(jian)受人重视(shi)。较早将《大学》从《礼(li)记》中单(dan)独抽出并(bing)为之(zhi)作注的，是北宋(song)司(si)马光(guang)，他(ta)曾撰《大学广义》一卷。而真正(zheng)从哲学高度(du)认识到《大学》价值的，当数二(er)程，如程颢曾言：“《大学》乃(nai)孔氏遗(yi)书，须从此学则不差。”程颐则云：“入德之(zhi)门，无如《大学》。今之(zhi)学者，赖有(you)此一篇书存(cun)，其他(ta)莫(mo)如论孟。”不仅如此，二(er)程还为《大学》改定次序，学术史上称(cheng)为“大学改本”。不过，二(er)程仍将《大学》视(shi)为《礼(li)记》的一个组成(cheng)部分，尚未使之(zhi)独立于《礼(li)记》体系之(zhi)外。至朱熹，《大学》地(di)位发生了根本变化，他(ta)分经传，划章次，补传文，作章句，提升(sheng)哲学层(ceng)次。《大学》以及《中庸》二(er)篇，不仅单(dan)独刊(kan)行，而且独立于《礼(li)记》体系之(zhi)外，纳入了《四书》体系。

《中庸》是《小戴礼(li)记》第31篇，讲的是儒家的处(chu)世哲学。所谓“中庸”，程颐释曰：“不偏(pian)之(zhi)谓中，不易之(zhi)谓庸。中者，天下之(zhi)正(zheng)道；庸者，天下之(zhi)定理。”朱熹释曰：“中者，不偏(pian)不倚、无过不及之(zhi)名。庸，平常也。”《中庸》的作者，通常认为是孔子(zi)的嫡孙子(zi)思。《中庸》单(dan)行要早于《大学》，“至迟在南朝宋(song)的时候，《中庸》就被人单(dan)独从《礼(li)记》中抽出而为之(zhi)作注了”。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，《中庸》又不受重视(shi)，直到唐代李翱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。至宋(song)代，有(you)关《中庸》的著(zhu)作多了起来，这与(yu)理学的兴(xing)起直接(jie)相关。许多理学家，如胡瑗、张(zhang)载、二(er)程、司(si)马光(guang)等(deng)，纷纷为之(zhi)作注论说。当然，在这当中，对《中庸》格外重视(shi)和推(tui)崇的依(yi)然是二(er)程。尽管未留下完整的《中庸》注本，但《二(er)程集》中有(you)许多推(tui)崇《中庸》的论述，并(bing)对后世产生了很(hen)大影响。朱熹重视(shi)《中庸》，则是继(ji)承(cheng)了北宋(song)以来尤其是二(er)程重视(shi)《中庸》的传统，将其汇入《四书》，从而使《中庸》获得了更加独立的身份和更为崇高的地(di)位。

贰

从历史的角度(du)考察，古无“四书”之(zhi)名，四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虽偶有(you)“论孟”并(bing)称(cheng)或“学庸”并(bing)称(cheng)的情(qing)况，但与(yu)后来的“四书”差别很(hen)大，因此，《四书》有(you)一个汇集和定名的问(wen)题。通常认为，北宋(song)的二(er)程最先使四书并(bing)行，而朱熹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确立四书学，使《四书》的地(di)位空前提高。朱熹是《四书》汇集工(gong)作的最后完成(cheng)者，《四书》的汇集问(wen)题，实际又是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成(cheng)书过程问(wen)题。汇集过程，大端如下：

朱熹早年曾沉浸(jin)于佛老之(zhi)学，并(bing)与(yu)高僧道谦交往甚密，问(wen)学延平李侗后才实现(xian)了由佛入儒的转变。大约在宋(song)高宗(zong)绍兴(xing)末年，朱熹曾作《论语集解》《孟子(zi)集解》《大学集解》以及关于《中庸》的“集说”，可(ke)谓之(zhi)《四书》的“集解”阶段(duan)。这是朱熹全(quan)力研治《四书》的开始，但此时的“四书学”思想尚不完备。孝宗(zong)隆兴(xing)元年（1163），朱熹将《论语集解》删改订正(zheng)为《论语要义》一书，详于义理；又在此基础上删录而成(cheng)《论语训蒙口(kou)义》一书，详于训诂，专(zhuan)供儿(er)童(tong)学习(xi)使用。

孝宗(zong)乾道八(ba)年（1172），朱熹将修订过的《孟子(zi)集解》和《论语要义》合并(bing)为一书，称(cheng)为《论孟精义》。该书以二(er)程论述《论语》《孟子(zi)》之(zhi)说为主(zhu)，兼采张(zhang)载、范祖禹、吕希哲、吕大临、谢良佐、游酢、杨时、侯仲良、尹焞九家之(zhi)说，汇于《论》《孟》二(er)书各条之(zhi)下。在该书序文中，朱熹表述了他(ta)对“道统”的基本见解，反映了他(ta)以“四书”发明(ming)道统的思想。《论孟精义》是《论孟集注》的重要原本，后来又曾改为《论孟要义》《论孟集义》之(zhi)名。虽是辑录他(ta)人言论之(zhi)作，但朱熹本人对该书颇为看重。

乾道六年（1170），朱熹在《中庸》“集说”的基础上修订而成(cheng)《中庸集解》（又名《中庸详说》）一书。在与(yu)石𡼖共订的《中庸集解序》中，朱熹以《四书》发明(ming)道统的观念更系统，更严密。两年后（1172），朱熹在《中庸集解》的基础上撰成(cheng)了《中庸章句》的初稿。把朱熹乾道九年（1173）所作《中庸集解序》与(yu)孝宗(zong)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正(zheng)式(shi)序定的《中庸章句序》加以比较，可(ke)以发现(xian)朱熹道统观念的发展。乾道二(er)年（1166），朱熹修改《大学集解》；乾道七年（1171），朱熹在《大学集解》的基础上，去取诸说，撰成(cheng)《大学章句》初稿。

至此，朱熹可(ke)以说做好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充分的前期工(gong)作：其一，自身对《四书》的义理及道统诸问(wen)题进(jin)行了由浅入深的探索；其二(er)，对前人尤其是北宋(song)理学家的《四书》解说了如指掌。在经历了与(yu)张(zhang)栻、陆九渊等(deng)人关于“中和”之(zhi)说、治学方法等(deng)的辩论（如鹅(e)湖之(zhi)会）之(zhi)后，朱熹的四书学思想逐渐(jian)成(cheng)熟，于是对以往的四书学著(zhu)述进(jin)行修定，而成(cheng)著(zhu)名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其具(ju)体过程是：孝宗(zong)淳熙二(er)年（1175），朱熹于年底完成(cheng)对《大学章句》《中庸章句》的修订，同(tong)时在《论孟精义》的基础上完成(cheng)《论语集注》，又于次年（1176）完成(cheng)了《孟子(zi)集注》。淳熙四年（1177），朱熹序定《大学章句》和《中庸章句》，并(bing)撰成(cheng)《大学或问(wen)》《中庸或问(wen)》和《论孟集注或问(wen)》，由此基本确立并(bing)构筑了一个以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代表的“四书学新经学体系”。淳熙九年（1182），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，首次将四书合为一集刻于婺州，经学史上的“四书”之(zhi)名第一次出现(xian)了。

《四书》合刻之(zhi)后，朱熹又于淳熙十三年（1186）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作了修改，修改后的本子(zi)于同(tong)年分别刻印(yin)于广西静江和四川成(cheng)都。淳熙十五年（1188），朱熹在以往修改的基础上，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又作了一次重大修改。次年，正(zheng)式(shi)序定了《大学章句》《中庸章句》。光(guang)宗(zong)绍熙三年（1192），时任南康知县的曾集将朱熹序定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刻印(yin)于南康，是为“南康本”，这是朱熹生前流传最广的本子(zi)。朱熹后来对南康本又作了修定，并(bing)于宁宗(zong)庆元五年（1199）刻板于建阳，这是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最后定本。

叁(san)

《四书》的汇集与(yu)定名，在经学史上具(ju)有(you)重要意(yi)义。

首先，朱熹倾毕(bi)生之(zhi)力，研治《四书》，首次将原来单(dan)行的四部书汇集为一个整体，并(bing)为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作《章句》，为《论语》《孟子(zi)》作《集注》，将四部书纳入其严整庞大的理学体系中。同(tong)时，他(ta)为《四书》规定了先《大学》，次《论语》，次《孟子(zi)》，次《中庸》的先后次序；对《四书》作了“某要人先读《大学》，以定其规模；次读《论语》，以立其根本；次读《孟子(zi)》，以观其发越；次读《中庸》，以求古人之(zhi)微妙处(chu)”的纲(gang)目论定。这标志(zhi)着(zhe)学术史上“四书学”的正(zheng)式(shi)确立。

其次，《四书》的汇集有(you)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，这主(zhu)要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学出现(xian)日趋烦琐(suo)的弊端和儒学面临佛道之(zhi)学的强烈(lie)冲击。朱熹在解释《四书》的过程中，在二(er)程等(deng)前代理学家解经的基础上，恰当吸收佛道心(xin)性之(zhi)学在理论思辨方面的优长，用以解说《四书》。这一方面使传统儒学因注入新的营养而获得生机，另一方面也极好地(di)回应了佛道之(zhi)学的挑战(zhan)，使儒学重新成(cheng)为社会的主(zhu)流意(yi)识形态。同(tong)时，朱熹在解说《四书》过程中，采取了一种既注重文字(zi)训诂，更重视(shi)义理阐发的模式(shi)，呈现(xian)出简明(ming)、平易、洗练的行文风格。这既体现(xian)了宋(song)代经学注重义理的时代特(te)色，又不废汉唐旧(jiu)注。这在一定意(yi)义上超越了汉宋(song)学的对立，开启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新方向。

再次，《四书》的汇集与(yu)定名，标志(zhi)着(zhe)中国经学进(jin)入到了一个以《四书》为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（先秦(qin)为“六艺(yi)时代”，汉唐为“五经时代”）。朱熹汇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(zi)》而为《四书》，撰著(zhu)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集儒家心(xin)性学和义理解经之(zhi)大成(cheng)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自此，支撑汉唐学术的《五经》逐渐(jian)退到历史舞(wu)台的幕后，取而代之(zhi)的是程朱等(deng)人所汇集的《四书》。比如元仁宗(zong)皇庆、延祐年间恢复科(ke)举，科(ke)目规定士子(zi)首当其冲要考的就是《四书》，而且答题只能依(yi)据朱熹所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这一规定为明(ming)、清两代所沿(yan)袭，影响中国社会近八(ba)百(bai)年。

综言之(zhi)，《四书》的汇集与(yu)定名，既带来了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型，也给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生活造成(cheng)了重要影响。

作者简介：周(zhou)春(chun)健，历史学博(bo)士，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(bo)士生导师，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(yu)研究中心(xin)副主(zhu)任，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