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知(zhi)识的秩序与环流：甲午战争早(zao)期(qi)史叙的知(zhi)识史考察》，孙青著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24年12月版，356页，89.00元(yuan)

全书的核心(xin)概念“史叙”指什么，与现在比较流行的“历史书写”这一(yi)概念有什么不(bu)同？

孙青：本书交替使用“历史叙述”“史叙”，用来指涉各种对战争的记述，这种记述基于经验见闻（而(er)非逻辑推(tui)断或虚构想象）所作，强调历时性视角并追求(qiu)某种“内在一(yi)致(zhi)性”。其具体形式可以包括文本、图像及(ji)其他衍生文类。它(ta)们中的大部分在不(bu)同语言文化语境中，常会以“史”“纪”“本末”“颠末”“history”等确定的文类标识作自(zi)我界定，有些则不(bu)以固定的物理文本形式呈现，而(er)是停留在流动中的片段(duan)叙述状态。

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太大错(cuo)谬的话，“历史书写”概念是近年来全球历史学、文学批评、文化研(yan)究等领域的重(zhong)要概念，通常指对历史叙述的建构、呈现和阐释方式的反思。它(ta)不(bu)仅关注历史事实是什么，更(geng)关注历史是如何在特定叙述模式、社会权力(li)、意识形态等外在限制下被呈现、阐释与传播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“历史书写”与本书的核心(xin)问题意识有很大关联，但又存在差异(yi)。

简而(er)言之，目前学界落实到经验研(yan)究层面(mian)的“历史书写”讨论，大多较为重(zhong)视从比对“历史事实”与“历史书写”之间的差异(yi)入手，讨论隐(yin)匿其后的叙述者的主观动因。而(er)本书则更(geng)关注造(zao)成这类差异(yi)的客(ke)观因素，尤(you)其是各类叙述机制诸如文类形式、书写格(ge)式、表达结构程式以及(ji)档(dang)案归集与馆阁书史制度等等本身的限制——书中称(cheng)之为知(zhi)识的“秩序”。也就是说，较侧重(zhong)考察叙史制度与机制等隐(yin)性基础(chu)设施（infrastructure）变动对史叙文本的影响。

此(ci)外，历史叙述作为叙史活动对历史经验的各类非虚构表达，除了文字以外，也包括图像、照片甚至即时性的媒体报道。这些形式与基于逻辑推(tui)断或虚构想象的历史主题写作有所差别，也与强调盖棺定论时间隔断的事后追述性历史书写不(bu)完全一(yi)致(zhi)。

从本书所处理的有关甲午战争的史叙来看，似乎(hu)这些具体的文献形式或明或暗采用“史”的标识，其着(zhe)眼点有时更(geng)在于它(ta)的文类特征——如能提供某种全局性或整体化的阐释线索，将历史事实串联成具有某种内在一(yi)致(zhi)性结构的经验过程等。比如1895年，日本人井上辻吉在东京出版的The Japan China War就是一(yi)个合(he)订本。是在战争结束后，将他之前逐一(yi)分别单行的三种英文战史The Naval Battle of Haiyang、The Japan China War on the Regent’s Sword: Kingchow, Port Arthur, and Talienwan 、The Fall of Wei-hai-wei修订合(he)并而(er)成，汇诸役（battles）情形为一(yi)大战（war）之始末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单行战史最初出版时，并不(bu)明确预知(zhi)战役的发展方向与终点。初时，这些单行战史由别发洋行（Kelly & Walsh, Limited）在横滨(bin)、香港(gang)、上海和新加(jia)坡的网点同时发行，声称(cheng)主要依据了官方档(dang)案和一(yi)些别的材料，并采用了大量珂罗版照片，其用意是在强调自(zi)身非虚构的文类特征，而(er)到了1895年合(he)并修订本The Japan China War出版时，某种整体性的解释线索又被添(tian)加(jia)进去。

另外，目前学界有关历史书写的研(yan)究，已经注意到“叙事性”是书写形式对经验对象进行结构化呈现及(ji)作出阐释的一(yi)个重(zhong)要方向。而(er)这种“叙事性”基本上是故事化的，主要工作是为历史过程建立事件发生的因果链(lian)环，并依据与事件因果发展的相关程度设置主从角色，以及(ji)陈述其行动与事件的关系等等，这种特征可以称(cheng)为“事件化”。因此(ci)有一(yi)个相关联的分析(xi)概念就是“历史叙事”。不(bu)过，本书通过对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有关甲午战争的汉(han)字、和文等官、私史叙形成过程进行经验观察，发现史叙的结构化方向还存在“事件化”以外的线索。我暂时尝试(shi)以“事务化”来勾勒追溯之。这种“事务化”的叙述方向，是以历史过程所牵涉的行政流程为主要线索和时空经纬来编织的。这一(yi)取向可能与汉(han)字圈深远的文书行政技术、馆阁书史制度及(ji)从中央到地方的衙署(shu)文档(dang)归集机制密切相关。强大的官修书史传统与文书行政技术是东亚汉(han)字圈较为突出的一(yi)个知(zhi)识史的机制性特征，而(er)十九世纪末恰是这个机制发生急剧变动的阶段(duan)。东亚汉(han)字圈的精英原先依托汉(han)字书面(mian)语、汉(han)文史书传统、汉(han)字典(dian)籍共同文本，以及(ji)源自(zi)典(dian)籍的公共议题等共识基础(chu)所缔结的知(zhi)识空间正发生变动与崩解。而(er)在这个变动中，史叙对历史经验过程的“事件化”与“事务化”这两个结构化取向将如何变化，是本书关注的重(zhong)心(xin)之一(yi)。因此(ci)我采用“史叙”而(er)不(bu)是学界较为习见的“历史书写”与“历史叙事”来加(jia)以锚(mao)定，背后的基本考虑大致(zhi)如此(ci)。

按照您书中第一(yi)章的看法，传统的官方战争史叙与日常行政纠结在一(yi)起，这造(zao)成了什么特点与后果，而(er)后来战史的撰写是如何从日常行政中“脱范”（或“脱嵌”）的？

孙青：严格(ge)来说，官方战争史叙大致(zhi)包含了明清中央馆阁书史机制和各地官府(fu)主导下的方志书写等不(bu)同层级的官修史面(mian)向。官修史不(bu)仅仅在北京有，地方志实际上也是在官府(fu)主导下撰修的，体例往往也与中央机关撰修的志书保持一(yi)致(zhi)。不(bu)过，书中所讲的官方战争史叙，没有完全覆盖所有的官史类型。因为本书讨论的对象是甲午战争的即时史叙，馆阁书史是其中最主要的官修史形式，方志尚未参与其中，因此(ci)我的讨论集中于这个层面(mian)。我后来在针对具体案例时，也较多采用“馆阁书史机制”的表述，以作限定。其实各地方志中也有不(bu)少阵亡将领碑传等内容，但它(ta)们与行政流程的纠葛较为间接。例如左宝(bao)贵的碑传，虽然在地方志中也有记载，但它(ta)是根据官方记述转述并加(jia)以补充的。这一(yi)部分的情况，应(ying)留待之后再(zai)做进一(yi)步讨论。

本书处理的几类清代主要馆阁书史类型，包括国史馆的“忠义传”、实录、起居(ju)注等等，其中最重(zhong)要、最特殊的是军机处下设方略馆修的军事方略。这种专门讨论战争的、官修的军事活动专史，在中国历朝只(zhi)有清代才有。为什么清代特别强调方略？这一(yi)问题恐怕(pa)还有待进行深入思考。有一(yi)个可能是跟雍正时期(qi)的西北用兵有关。方略所记战役，从清入关之前的“开国”诸战就开始了，它(ta)反映了清朝不(bu)断强调帝国武功的特点。我觉得这大概与清代的王(wang)朝合(he)法性有关。因为清的合(he)法性并没有过多借用明代的正统叙事，单一(yi)强调“奉天承运”型的权力(li)来源，而(er)是毫(hao)不(bu)讳言地持续强调王(wang)朝武功。

传统的官方战争史叙与日常行政纠结在一(yi)起，历史叙述服务于行政目的，造(zao)成的结果就是战史书写本身的事件因果链(lian)不(bu)很明确，呈现出明显的事务化特征。

在方略里(li)，卷首的御制诗、御制文及(ji)告天表文完成的是对主题军事行动的事件化叙事。不(bu)过一(yi)旦到了正文部分，就是高度事务化了，主要是按照时序以摘录章奏、谕旨等公文原文来清理与呈现用兵本末，基本上就是档(dang)案的汇编。早(zao)期(qi)方略还会有“臣(chen)等谨案”领出一(yi)段(duan)编纂史官概括事件或歌颂帝王(wang)功德的文字，清中叶以后史官的主动措辞逐渐减少，直至完全消失。

那么史官在哪些地方还能有所作为呢？我在写方略一(yi)节时做过梳理，比如可以改变档(dang)案之间的流程顺序加(jia)以辑录。我在关注《平定教匪纪略》时，发现了一(yi)种颇为珍贵的史料，就是方略馆在编这份纪略时留下的调阅辑录文献的全纪录《平定教匪纪略总档(dang)》，建立于嘉庆十九年正月初八日，终结于嘉庆二十一(yi)年五月。方略馆为编纂《平定教匪纪略》必须调取、挑选章奏谕旨，并逐日按文书责任人编目，侧重(zhong)以事务化取向经纬史事。通过比对定稿发现，他们选了一(yi)部分总档(dang)的内容编进去，并且有些是改变了顺序抄(chao)录的。这是史官能做的事件化历史书写以外的事情。

国史馆修史的情况也相似。“忠义传包”中有很多草稿，都属于史官的日常功课。这些功课包括依据涉及(ji)恤忠立传行政流程的所有往来公文（通常为前线章奏、谕旨、兵部开具的传主履历单等）起草、增削(xue)、改定传稿。通过比对，我们发现“忠义传”撰修的一(yi)般原则是对谕旨“可节不(bu)可删”，即不(bu)改动谕旨确认过的表达。而(er)对章奏所述阵亡事迹可以概括、归并，但也很少会增加(jia)溢出行政公文表述文字以外的史官主观叙述。所以，史书本身并不(bu)像我们今(jin)天认为的那样，仅仅承载着(zhe)为王(wang)朝修史的政治(zhi)功能，它(ta)实际上更(geng)是行政流程中事务性的东西。

国史馆的时候是这样，但到了帝制终结后的清史馆时代就不(bu)一(yi)样了，清史馆需(xu)要盖棺定论。他们自(zi)己对于编纂原则也说得很清楚，认为国史馆是“宁(ning)滥勿遗”，而(er)自(zi)身则要考虑“千秋功罪”。当然，两者的传稿文本是一(yi)以贯(guan)之的，即清史馆继承了国史馆所有的传稿传包，甚至修纂人员也有不(bu)少父(fu)子相继的情况，只(zhi)是编纂原则彻(che)底变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历史修纂可以说已经“脱嵌”了。

私人撰史的传统在古代中国一(yi)直存在，甲午战争的私人修史有什么不(bu)同？无论是官修还是私修，基本都围绕同一(yi)史源吗？相对于事务性的官史书写，我们更(geng)容易接触的是私人修史事件性、史论性的书写，它(ta)是否塑造(zao)了国人对甲午战争的常识性认识？

孙青：私人撰史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确实一(yi)直存在。但私修史的变化从明末就已出现了。明清有一(yi)个很特殊的情况。为什么明末私修史突然多了起来？因为《明实录》曾被烧毁过。之前《明实录》不(bu)允(yun)许大家抄(chao)，官方史料是不(bu)开放的。后来因为烧毁后开放了，所以就有不(bu)少士绅去抄(chao)官修史。这时就有大量私修史涌现，但这个私修史是基于官方史料的。清末也是这样，清末关于战争的很多私人修史，实际上有大量的官方史源，而(er)且这个私人不(bu)是普通人，而(er)是士绅。

我看到有学者的研(yan)究称(cheng)之为“幕府(fu)修史”，我觉得这种说法还不(bu)太精确。因为很多人其实只(zhi)是底层官员，并不(bu)隶属于任何人的幕府(fu)。也不(bu)是幕府(fu)非要修史。我整理了这些私人修史者的身份，包括他们接触到的材料来源。比如魏源编《圣武纪》，他当时担任什么职务能看到这些材料？有很多中低级司员，包括一(yi)些在兵部、通政司及(ji)各口洋关税司任职的人员，他们因为当时在从事相关工作，所以能接触到这些史料，然后自(zi)己回去就尝试(shi)叙史。也就是说，从十九世纪中后期(qi)开始，有关战争的许多私人撰史，有非常清晰的官方档(dang)案来源，撰写者往往服务于涉及(ji)战时文书流转的官署(shu)部衙，至少与之关系密切。虽然私修史的形式仍多使用前代就有的笔记体裁，尤(you)其是“书事文”，但“私史官源”的特点很显著，并不(bu)能简单以“野史”目之。不(bu)能说，前代的私人撰史就一(yi)定没有类似的情况，但至少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私撰军事史中，是能够清晰地看到机制依据的。

实际上，类似的情况并不(bu)是仅仅发生在中国。比如朝鲜半(ban)岛的汉(han)文战史，有一(yi)位(wei)作者李晚焘，他是春秋馆的史官。关于1894年6月21日发生的高丽王(wang)宫被围事件，他在春秋馆的日记中是一(yi)种写法，在私人的《响山日记》里(li)又是另一(yi)种写法。后者细节更(geng)为丰富，更(geng)为血腥和混乱，包括高宗(zong)生父(fu)大院君出面(mian)谈(tan)判、终结乱局这些内容。而(er)原来的《承政院日记》这种文本实际上没有为事件化史叙留下空间，因而(er)无法去描述这些细节。当然他主观上的考虑暂时无法深究。很明显，就对“历史事件”的故事化曲折呈现而(er)言，他更(geng)能在自(zi)己的私人日记里(li)展开。不(bu)过，这类私修史同样也是“私史官源”的。

当然，由于清王(wang)朝官修史的开放程度有限，相关信息基本是在一(yi)些大大小(xiao)小(xiao)的政治(zhi)（知(zhi)识）共同体内流传。因此(ci)人们对历史的一(yi)般常识性认知(zhi)很难直接从此(ci)获取，往往需(xu)要经过多次转手。本来内外军事活动就是明清私修史极为热衷的主题，到了甲午战争时期(qi)，汉(han)字圈各口岸城(cheng)市的近代传播媒体又因战争报道而(er)高度活跃。文字记载、图片、口说、游艺、教育考试(shi)等传播形式，都参与了战时及(ji)战后短期(qi)内的即时“叙史”，这一(yi)方面(mian)为私人修史提供了有别于此(ci)前的史源，另一(yi)方面(mian)也当然会影响人们对战争历史的常识认知(zhi)。

您在书中对于史叙和史源有很多的讨论，而(er)历史书写和史源学是现在历史学界比较热门的概念，您怎(zen)么看这种史学趋向？

孙青：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偏差，目前学界关注“历史书写”背后的史源问题，其实就隐(yin)含了某种知(zhi)识秩序的判断。也就是说需(xu)要去推(tui)断哪种书写更(geng)“真实”，离历史经验最近。不(bu)过我的问题意识，重(zhong)点并不(bu)在于依据史料阶序加(jia)以取舍，来线性证明某种更(geng)真的“真相”，而(er)是对史叙的固有阶序加(jia)以对象化观察，并尝试(shi)突破单一(yi)阶序，将史叙还原到最初书写时所处的基础(chu)结构中去理解。虽然一(yi)定会用到史源学的方法，但问题意识却并不(bu)相同。简而(er)言之，本书是知(zhi)识史而(er)不(bu)是史学史或讨论历史书写的著作，在追溯史源时，我更(geng)关心(xin)的是一(yi)个社会性的知(zhi)识共同群体有没有一(yi)些最基础(chu)的共同文本（跨语言、跨区域被共同阅读、讨论和引(yin)述）的问题。基于我特殊的设问，很显然，仅靠判断谁更(geng)“源”、谁更(geng)“正”则无法解答，而(er)需(xu)要别立视角。这一(yi)学术关怀在各章都有所体现，特别是第六(liu)章。

第六(liu)章讲《平定教匪纪略》，就是天理教这个事情（1813-1814年天理教教众在直、鲁、豫(yu)的军事活动）。我在讨论完全官修的《平定教匪纪略》时，通过将逐日原始章奏流水如《军机处随(sui)手登记档(dang)》、编纂专档(dang)《平定教匪纪略总档(dang)》和最终刻板的《平定教匪纪略》加(jia)以比对；并对照同一(yi)事件的几种私修史叙，包括蒋湘南《七经楼文钞》中的书事文《书滑(hua)县平贼事》，盛大士撰《靖逆记》，魏源《圣武记》第十卷《嘉庆畿辅靖贼记》，昭槤《啸(xiao)亭(ting)杂录》第六(liu)卷《滑(hua)县之捷》等，发现它(ta)们之间都有关联。也就是说当时即使是所谓私修史，其实主要信息甚至叙史的事件化经纬结构仍然是来自(zi)“官源”。

盛大士的《靖逆记》在序言中简短叙述了其书的编纂经过，提到他得以“恭读《钦定平定教匪纪略》”，证实了私史与官源存在勾连脉络(luo)。从日期(qi)来看，当时《平定教匪纪略》刚刚钦定、颁赐，仅有七十九位(wei)王(wang)公亲贵与部院督(du)抚大臣(chen)可以看到，盛大士作为一(yi)个下层士人是怎(zen)么看到的呢？我有一(yi)些猜测，可能与书法家董诰（文华殿、入直军机，在颁赏名单之内）有关，董和盛在书画方面(mian)有交流。但无论如何，两个文本存在共同史源。

判断同一(yi)史源可以从几个方面(mian)入手，例如直接引(yin)用皇帝的谕旨内容，行政文本，使用朝廷掌握(wo)且没有颁布的口供，以及(ji)一(yi)些保留了官方史源高度事件化痕迹的记载，等等。

那么官方史源是怎(zen)样流向私修史的呢？我接下来的研(yan)究要致(zhi)力(li)于把沟通官方行政文书与民间私修史叙的史源桥梁研(yan)究清楚。还有一(yi)个问题是，这些史源所流通的人群，是否构成了某种特定的信息共同体？我猜测是有一(yi)个个小(xiao)团体的，如十九世纪中叶的魏源、阮元(yuan)、蒋湘南、盛大士等人，对天理教叛乱的叙史构成了他们的一(yi)个“公共议题”。这些圈子多以各部衙中下层官员为主，在日常工作中能看到官方档(dang)案。他们互相交流看到的文档(dang)信息，因此(ci)叙史的故事结构都很像。通过分析(xi)他们的身份、文本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。

所以我的问题意识一(yi)开始是很朴素的：消息是怎(zen)么流传下来的？私人修史者是怎(zen)么看到的？为什么叙事结构都差不(bu)多？最后它(ta)们凝结成这本书背后最重(zhong)要的一(yi)个关怀，就是哈贝马斯的“共同议题”。所谓共同议题，是指在某一(yi)特定时空中某些群体共同关心(xin)的议题，围绕这些议题的参与，可以在人与人之间生成知(zhi)识空间或社会性空间，因此(ci)这是人和人之间交往的一(yi)种特殊形态。这个议题一(yi)开始可能是诗画，后来战争爆发了变成战争，但是借着(zhe)这个议题，讨论很可能已经溢出了这个战争的范畴。

比如翰林院编修丁立钧复命进呈《东藩事略》，以便及(ji)时满足光绪皇帝了解清朝和朝鲜关系的知(zhi)识需(xu)求(qiu)；同时附上《东事条(tiao)陈》五条(tiao)军政意见，讲对朝鲜应(ying)该如何用兵的意见。接下来他又给他的老(lao)师翁同龢(he)写信，说自(zi)己写条(tiao)陈的时候“大率人云，无甚深切之言”，只(zhi)能写一(yi)些俗套的话，真正想要讲的话却“率非代奏可详尽”。他和翁同龢(he)就说了他真正想讲的话，就是他对北洋派系把持政局的种种不(bu)满和意见。这表示关于朝鲜、中朝关系和这场战争是一(yi)个共同体的公共议题。他们都要从这件事说起。如果丁立钧不(bu)是因为编纂《东藩事略》，他在皇帝面(mian)前是不(bu)容易有发言权的；他和翁同龢(he)之间的交流，也要从这场战争说起。

我认为，对于甲午战争的认识和历史叙述，已经是一(yi)个公共议题了。而(er)且这个公共议题不(bu)仅是中国的，它(ta)是在整个东亚汉(han)字圈的，甚至是跨越(yue)语言的公共议题。

这个公共议题有很多分支，比如文明决定论也是这个时候建立的。日本人认为文明决定论对大家都是一(yi)个很好的解决方案。从光绪皇帝或李鸿章的角度来说，文明决定论把一(yi)场战争的胜负关键与维新、西学联系起来，既然面(mian)对的是明治(zhi)维新后的日本，战争失败就是必然的命运，不(bu)是他们的责任。光绪皇帝还把宣扬“文明教化论”的《中东战纪本末》刻好后送给朝鲜宫内厅的人带回去给朝鲜国王(wang)，可见他内心(xin)的态度。这套理论恰恰是日本也期(qi)待朝鲜接受的。但同时也存在另外一(yi)种意见，《东方兵事纪略》的作者姚锡(xi)光就提出，甲午战败的责任在于“封疆之吏”和“将帅无能”，没有必然导致(zhi)战败的“世变”，一(yi)切都是“奇变”，是可以通过“明耻教战”来改变的。原来我们以为甲午战争中的文明决定论是举世都接受的，其实不(bu)然，其中还有隐(yin)藏线索，只(zhi)是被后来的历史叙事湮没了。还有一(yi)点，文明决定论在那个时候的解释框(kuang)架中可以平行移动，“文明”阶序不(bu)只(zhi)存在于中西之间，也可以被平移到先完成“西化”的日本和清朝中国之间。

甲午战争期(qi)间，无论是清廷、日本军方还是民间社会，都出现了大量关于战况的谣言，从知(zhi)识生产的角度怎(zen)么看待这些战争谣言？它(ta)是知(zhi)识生产必然带来的副(fu)作用吗？可不(bu)可以这样理解，对于清代的谣言，尤(you)其是关于那些参战人员的谣言，原来就有一(yi)个体制上的容许空间，只(zhi)不(bu)过在甲午战争时期(qi)我们看到它(ta)被更(geng)显著地呈现出来？

孙青：厘清“战争谣言”，虽然并不(bu)是本书主要关注的问题，但确实涉及(ji)了战时叙史的一(yi)些机制性（即前面(mian)提到的叙史“基础(chu)设施”）特征，值得展开说一(yi)下。

战争谣言产生有很多可能性，首先，是因为通信技术本身的问题。战争前线的真实情况没有人知(zhi)道。就像甲午海战，两艘军舰都沉没了，丁汝(ru)昌最后说了什么话，是怎(zen)么传回来的？后来是通过获救的落水水兵询问口供才得知(zhi)的。再(zai)比如作为战时掌控情报枢纽(niu)的盛宣怀，连自(zi)己的弟(di)弟(di)盛星怀在战争中的生死下落都不(bu)明确，他曾写过一(yi)封信让家里(li)派姨娘来照顾(gu)受伤的弟(di)弟(di)，过两天又写信说弟(di)弟(di)已经死了，没有确切的消息。这是客(ke)观因素。其次，因为作战时朝廷随(sui)时进行恤功罚罪前线调查以激(ji)励战事，主观性的“讳败为胜”就常会发生。另外，战功奏报有自(zi)己的汇报要素，如杀敌人数可以作为阵亡将领所获祭葬及(ji)荫恤规格(ge)的依据。还有，为什么一(yi)定要写“洞胸一(yi)枪”，事实上记录者未必能看到这一(yi)枪，也未必有人真的去验尸，因为“洞胸”意味着(zhe)正面(mian)迎击，“背后一(yi)枪”则可能是逃兵，一(yi)个是要奖的，一(yi)个是要杀的，后果大不(bu)一(yi)样。这些与历史过程脱节的叙述产生于行政奏报的流程中，本身是军政机制的一(yi)部分，但因为它(ta)们成了“忠义传”、实录等官修史最基础(chu)的叙述源头，往往被保留到最后，因此(ci)就成了叙史“谣言”。还有一(yi)个与谣言有关的机制在清代非常特殊，就是清代御史参奏“以风闻入奏”，甚至不(bu)需(xu)要情报的真实性，参奏事实上已经变成一(yi)种政治(zhi)机制，一(yi)种统治(zhi)权术。

总之，谣言呈现出非常多元(yuan)的特点。牵涉政治(zhi)机制、御史制度的变化等等，也有通讯技术的原因。现有研(yan)究从文化史角度解读历史上的谣与谶较为普遍(bian)，但实际上，却是政治(zhi)管理实践的机制流程给谣言留下了可能性。

甲午战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(ta)是人类历史上较早(zao)有第三方国家媒体随(sui)军观战及(ji)参与报道的国际战争。西方很多国家的“战报”“战史”以及(ji)关于这场战争的“知(zhi)识”，有什么样的特点？对于重(zhong)新缔造(zao)东亚的知(zhi)识空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？

孙青：我在书里(li)讲到情报译写的问题。当时东亚参战三国主要的情报源很多是来自(zi)报纸。那个时候连总理衙门都是翻译《大阪每日新闻》《清日新闻》，《泰晤(wu)士报》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受命翻译情报最主要的来源。我们的情报线索基本以天津为枢纽(niu)，分为两条(tiao)：一(yi)是各驻(zhu)外公使，二是海关税务司（包括朝鲜仁川(chuan)税务司）收集情报。海关税务司的情报来源主要是报纸，各地的驻(zhu)外公使每日译报，或者把报纸递(di)给总理衙门翻译。这就涉及(ji)情报来源的问题。那些西方报纸的记者都是拿着(zhe)日本许可证的战地记者。情报来源主要有三类：一(yi)是随(sui)军记者的写作，二是他们的报纸，三是相互之间的翻译。其实《泰晤(wu)士报》也会翻译我们的中文资(zi)料，这不(bu)是单向的，而(er)是一(yi)个“环流”。其实连画报图片都是环流的。我们的宣战谕旨第二天就在《泰晤(wu)士报》刊登了，《申报》比《泰晤(wu)士报》还晚，这种报刊上的报道，在今(jin)天看来只(zhi)是民间的信息流通，但在当时却是军事信息的重(zhong)要来源。

甲午战争期(qi)间及(ji)战后短期(qi)内的媒体报道，也影响了近代东亚的知(zhi)识空间。

过去我们说的“汉(han)字文化圈”，是西嶋定生提出的，我们总是在说日本人是如何学习我们的汉(han)字。金文京有一(yi)本书《汉(han)文与东亚世界》，他想要表达的是，当汉(han)字成为这个区域精英共同书面(mian)语工具之后（我们常说日本、朝鲜、越(yue)南用汉(han)字，其实是那些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共同政治(zhi)文化生活中使用汉(han)字书面(mian)语，而(er)不(bu)是全民现象。也就是说，汉(han)字文化圈其实是个精英文化圈，它(ta)是有阶层性的书面(mian)语传统），它(ta)就开始自(zi)我繁殖了，就像人工智能一(yi)样，开始逐渐形成自(zi)己的“汉(han)文世界”。陈力(li)卫老(lao)师的研(yan)究就提到，日本的汉(han)字书面(mian)语在江户时代以后，开始吸取明清小(xiao)说的文本来更(geng)新汉(han)语书面(mian)语修辞，逐渐注重(zhong)有活力(li)的汉(han)语口说传统，而(er)不(bu)仅仅局限于依据精英经典(dian)文本。这时汉(han)语书面(mian)语已经从极少数精英往下走了一(yi)点，向参与共同政治(zhi)生活及(ji)文化传播的一(yi)般经史读写群体延伸。而(er)到了甲午战争这个时段(duan)，日本恰恰因为对战争的新闻报道，而(er)使得汉(han)字书面(mian)语的修辞、体裁、内容及(ji)目标读写群体的变动变得更(geng)加(jia)剧烈。

原来日本的报纸是非常精英化的，大报全是汉(han)字，连假(jia)名注音都没有，而(er)且都是论述式的，精英坐在家里(li)就能评论战争。甲午战争时期(qi)，开始出现商业(ye)化报道，有不(bu)少新闻记者奔赴前线。老(lao)百姓想要看实时报道，但这种报道一(yi)开始对他们很有难度，因为汉(han)字太多。一(yi)开始，对于老(lao)百姓来说，要通过每天分散的实时报道来理解事情的全部颇为困难，他们没有那种通过主动思维来逐步整合(he)事件全貌的阅读习惯。大报以前多采用精英灌输模式，直接以汉(han)字书面(mian)语给出一(yi)个完整的故事和评价。而(er)底层小(xiao)报虽不(bu)采用这种形式，但人们接受故事，多需(xu)要配图才能理解，就像连环画一(yi)样。这个时候出现了一(yi)个分化，就是如何通过图片和片段(duan)式新闻报道的形式让老(lao)百姓了解战争。另外，在甲午战争过程中，因为许多士兵来自(zi)贫苦人家，他们要写信报平安，连寄信回去的条(tiao)件都没有，一(yi)些地方性的小(xiao)报就免费刊登家书作为稿源，非常受欢(huan)迎。从那时开始，一(yi)些主要大报的汉(han)字也开始增加(jia)注音，也就是说，这时以汉(han)字为主的精英读写圈开始发生了沉降。简而(er)言之，这个下沉首先是脱离经典(dian)，其次是注音化，再(zai)次是加(jia)上配图。大报则还要改变报道形式，在俯(fu)视性的精英评论之外，增加(jia)平视性的前线实时报道。日本处在这样一(yi)个急剧的变动之中，中国也一(yi)样，《申报》《点石斋画报》的报道都是非常直观亲民的。从这个意义而(er)言，甲午战争作为第一(yi)场东亚近代大战，它(ta)搅动了汉(han)字圈的日常，又逐渐变成了另一(yi)种新的日常。我们可以观察到一(yi)个精英共同知(zhi)识空间往下沉的过程。我在书中还讨论过，从太平天国运动到甲午战争期(qi)间，对死去的人的祭祀权也在下降、沉降。这个趋势在东亚非常明显。

战争搅动了社会，从知(zhi)识史的角度来讲，知(zhi)识空间重(zhong)组了，在重(zhong)新缔结。原来的秩序，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秩序，文本的秩序——比如经史子集之间的关系、正文与脚注的关系、汉(han)字与和文之间的关系，都发生了变化。

近代东亚知(zhi)识空间再(zai)缔结的一(yi)些因素，能更(geng)具体地谈(tan)谈(tan)吗？

孙青：知(zhi)识空间是有社会性的，是一(yi)个共同体。我们现在痛感于信息茧房，就是面(mian)对同样一(yi)个文本，大家的知(zhi)识准备不(bu)一(yi)样，就会鸡同鸭讲。语言不(bu)通多少可以通过翻译解决，但是没有共同的知(zhi)识结构就无法交流。

近代东亚的知(zhi)识空间重(zhong)新缔结，是跨越(yue)语言、跨越(yue)阶层的，是有抓(zhua)手的。它(ta)有一(yi)个具体的聚合(he)方式，围绕哪个议题展开、变成一(yi)个怎(zen)样的群体，都是明确的。比如说我们围绕甲午战争，围绕着(zhe)文明决定论，围绕某一(yi)个文本，就变成了一(yi)个共同群体。近代东亚的汉(han)籍，使用得越(yue)广泛就越(yue)有讨论价值，因为它(ta)形成了一(yi)个共同文本。懂(dong)汉(han)字的朝鲜人、越(yue)南人和中国人都在使用，而(er)且大家都围绕这个文本进行讨论、批注，这时这个文本就值得我们深入研(yan)究，因为它(ta)形成了一(yi)个公共议题。比如，书中提到的围绕《中东战纪本末》的日译本形成的一(yi)个小(xiao)团体，他们在一(yi)个讨论圈里(li)，就像是在一(yi)个微信群里(li)，能够讨论很多问题。这就是我尝试(shi)描述的知(zhi)识空间，它(ta)有物理性的空间，也有社会性空间。我想重(zhong)点讨论的是社会性空间，这个空间如何缔结，这是这本书想要表达的。

技术变革和城(cheng)市化导致(zhi)的文化版图变化，以及(ji)传播技术的发展，包括西方记者的报道，实际上都在扩展这个知(zhi)识空间。而(er)且它(ta)还有很重(zhong)要的传播功能。一(yi)种是横向传播，一(yi)种是纵向传播。横向传播是空间的、区域的。纵向传播有两个维度，一(yi)个是历时性的，如何流传，还有一(yi)个是人群的，就是跨越(yue)阶层的纵向传播。甲午战争时期(qi)就发生了很多跨越(yue)阶层的传播。跨越(yue)阶层的传播很难，有几个条(tiao)件。比如我以前也讨论过白话读写的问题，读写普及(ji)不(bu)光要提高识字率，更(geng)要解释读写的规则，比如要知(zhi)道书是从右(you)读到左，如何标注，还要明白写作者与读者间的修辞默契（如使用“敝帚自(zi)珍”等谦辞并不(bu)是真的在讨论扫(sao)帚）、为什么书需(xu)要有序言，要明白这些东西，光识字是不(bu)够的，是无法跨越(yue)阶层传播的。

甲午战争加(jia)速(su)了这个过程。客(ke)观上因为当时存在一(yi)些机制，例如前面(mian)提到的日本的报刊媒体的机制变化，另外主观上，文明决定论带来的文明改造(zao)，是战后东亚很多地区的一(yi)个解决问题的方向，就是启民智、扩大政治(zhi)参与等等。还有很重(zhong)要的一(yi)点，战争要求(qiu)的动员力(li)度比日常动员大得多，日本必须把全民动员起来，中国也进入了军事动员时代，所以当然是加(jia)速(su)的。

再(zai)说文化版图的变化。过去文化中心(xin)和行政中心(xin)是重(zhong)合(he)的，基本上省道府(fu)县，只(zhi)要涉及(ji)科考，往往是区域文化中心(xin)。但是甲午战争前后发生了变化。一(yi)方面(mian)是口岸城(cheng)市，比如上海，制度性媒体开始出现了。另外是废科举兴学堂使读书人逐渐向大型城(cheng)市聚集，造(zao)成了文化中心(xin)与基层考场的剥(bao)离。战争确实会加(jia)速(su)文化版图的变化，但文化版图的变迁并不(bu)仅仅是因为战争。它(ta)关涉很多其他因素，如文教改制和交通因素等等。

这种再(zai)缔结还源于标准化战争技术的全球传播。近代战争同时也是一(yi)种技术和知(zhi)识环流。江南制造(zao)局有很多外国专家，甲午战争实际上往往是外国人跟外国人打——中方有很多洋员在船上，外交谈(tan)判也有很多洋人参与。从某种程度上而(er)言，生产厂商也参与其中。军备供应(ying)将坚船利(li)炮引(yin)入战场，成为近代战争的重(zhong)要方式。为了应(ying)战，就要迅(xun)速(su)造(zao)炮台、买船舰，再(zai)从引(yin)入供应(ying)方技术人员到培养本土(tu)人才等等。同时，近代国际战争的规则，诸如如何宣战、如何界定战争结束，这些在前近代是不(bu)确定的，要到甲午战争时代才相对明确。

在引(yin)入近代军事技术、规则和训(xun)练军事人才时，便涉及(ji)了如何书写战争专史。这套机制是德国人在建立现代军事院校时就确定的，与我们史学传统中原有的体例并不(bu)相同。德国的战史课程在十九世纪初传到荷兰皇家海军学院等军事院校，又传到日本，再(zai)为中国精英所知(zhi)晓(xiao)。德国的军事训(xun)练里(li)必须要有战史，他们是通过战史来学习战例的。当传到日本时，由于当时保守的陆军部不(bu)允(yun)许对师级以上军事决策做评价，就不(bu)能很好地发挥战史的这一(yi)功能。而(er)中国人在接触到这一(yi)套系统时，则开始探讨如何提升兵学在中国的地位(wei)。传统的兵学只(zhi)有城(cheng)防战术，没有具体的历史案例。即使讲到淝水之战这样以少胜多的战例，也只(zhi)是泛泛而(er)谈(tan)，没有深入具体过程。因为传统上并不(bu)认为打仗需(xu)要从具体战史中学习，纸上谈(tan)兵是可笑(xiao)的。另一(yi)方面(mian)兵学是个技术层面(mian)的问题，史学无需(xu)承担解决这类问题的任务。但是这种“知(zhi)识秩序”到了晚清开始出现变化，魏源就提出，应(ying)该从历史战例中吸取经验。有意思的是，魏源的《圣武纪》先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翻译到日本去的，有十几个版本，六(liu)十年代结合(he)了兰学的内容，某些观点和语词又再(zai)以“兵学”的形式回传中国——这就是“环流”的一(yi)个例子。

标准化的知(zhi)识还有很多，比如电报等通讯技术、现代标准化时间、空间测量等等。整个二十世纪实际上是战争推(tui)动发展的时代。

说到知(zhi)识的流动，您为什么用“环流”而(er)不(bu)是一(yi)般常用的“流动”或“互动”，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？

孙青：互动是点对点，环流是多向多点流动。“环流”是张伯伟教授提出来的概念分析(xi)工具，它(ta)未必是从一(yi)地到另一(yi)地的单向流动，而(er)可能是在两地或者多地之间多向、多次发生的流动。“环流”是没有单一(yi)线性秩序的，有时恰恰打破了固有的秩序。其展开模式是一(yi)种更(geng)为复杂的方式——这也可以认为是战争搅动“日常”的一(yi)个后果。

比如姚锡(xi)光在日记中记载了每日和自(zi)强学堂的学生王(wang)松臣(chen)一(yi)起译“英国人所著甲午战史《中东战记》，至二更(geng)回家”的情况，记录非常多。《中东战纪本末》不(bu)是汉(han)文写的吗，那他是在“译”什么呢？后来有学者张黎源考证，当时有一(yi)份在天津出版的英文报纸《京津泰晤(wu)士报》（Peking & Tientsin Times）刊登过北洋水师德国炮术教习瑞乃尔(er)（Theodore H. Schnell）为德国政府(fu)撰写的两份报告的英译。其中一(yi)份德文报告底本是一(yi)篇按时间顺序描述军事事件的《威海卫之战》（Der Kampf um Wei-hai-wei），先发表于《科隆(long)公报》（Cologne Gazette），后被英译刊载。而(er)姚锡(xi)光曾称(cheng)读到王(wang)松臣(chen)从英人译入的“洋员瑞乃尔(er)辩词……言失刘公岛事”，感到“怒眦欲裂(lie)”。则当时他们为编纂《东方兵事记略》，每日在“译”的应(ying)该就是这个文本。《中东战纪本末》中文本他有，是托了叶瀚到上海买来寄给他的。这就是环流。姚锡(xi)光作为一(yi)个当事人曾参与甲午战争，但他的信息还要靠英文报纸来补充记忆，因为当事人只(zhi)能看到局部。他让人搜(sou)集《中东战记本末》，并翻译英文版，还要找人做口述，然后才开始写作。他对《中东战纪本末》的事务化记录方式不(bu)满意，因为这样会使得战争责任者不(bu)明确。

书中第七章还涉及(ji)几个有趣的例子。比如日本军官成泽茂马战后向日本原驻(zhu)法公使曾祢荒助学习法语，曾祢泽将法国步兵大尉索瓦（Maxime Joseph Marie Sauvage）于1897年在巴黎出版的自(zi)著甲午战史La guerre Sino-Japonaise 1894-1895 （《中日战争，1894-1895》）推(tui)荐给成泽作为阅读材料，成泽随(sui)后又把这本书翻译成了日语。实际上，在索瓦战史所列的参考书中，又有之前有贺长雄以法语出版的《甲午战争国际法》。又比如，日本当时有名的新闻记者藤野房次郎用日语翻译了林乐知(zhi)、蔡尔(er)康(kang)的《中东战纪本末》。此(ci)书是战后广学会分赠给大山岩和山县有朋(peng)的，一(yi)位(wei)武官获知(zhi)后推(tui)荐给了藤野。而(er)藤野又在通达汉(han)语公文的宫岛大八（曾师从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）、三岛广（三岛毅之子）等人的帮(bang)助下将其翻译为日语。很明显，对战事的叙述、翻译与讨论，是发生在一(yi)些特定人群之间的。这些人群通过这类活动形成了一(yi)个知(zhi)识共同体，拥有一(yi)些共同文本，如有贺长雄《甲午战争国际法》、林乐知(zhi)、蔡尔(er)康(kang)《中东战纪本末》等；还形成了一(yi)些共同知(zhi)识，如汉(han)字书面(mian)语、法文、汉(han)字公文书的读解和翻译，以及(ji)对与此(ci)相关的一(yi)系列术语、制度与人事的共识性理解等等。

这便是本书所要观察和描述的社会性知(zhi)识空间，本书实际上就是想要去追问，近代国际战争、全球化等十九世纪中后期(qi)发生的全局性变动，如何搅动了旧有的知(zhi)识秩序和知(zhi)识空间，又缔结了何种新的图景？实际上，成泽茂马和藤野房次郎的日译本，又变成了甲午战后某种新的“共同文本”，只(zhi)是它(ta)们的读写圈可能扩大了或者发生变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