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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之
德国时(shi)政专栏(lan)作者
若将一战前(qian)的世界与冷战后直(zhi)至今日的局势(包括俄乌战争)做直(zhi)接比较,猛一看似乎没(mei)有太多的可比性。但如果我们抽丝剥茧地(di)深挖下去,就会发(fa)现两者之间(jian)似乎存在着某些明显和隐形的相似轨迹。
譬如,在国际秩序方面(mian),19世纪末20世纪初,世界经历着旧帝国的式微和新(xin)兴列强的崛起。国际格局犹(you)如一片冰(bing)层相撞的海域,充满(man)着危(wei)险与不确定。而(er)在冷战结束后和“9·11”事件以来的国际局势中,世界同样面(mian)临着巨大的不透明和不稳定:新(xin)兴力量在崛起,传统工业(ye)大国正在走下坡路。
再譬如,当年的奥(ao)匈帝国不是一个海上大国,它的“名望”与“实力”其实并不匹(pi)配。用匈牙利历史学(xue)家奥(ao)斯(si)卡·亚西(Oscar Jaszi)的话来说,这个帝国“从经济(ji)角度(du)来看,在1913年就已战败了”。因(yin)此,1914年前(qian)奥(ao)匈帝国的最大恐惧是担心(xin)自己会成为第(di)二个奥(ao)斯(si)曼帝国,会沦为欧(ou)洲的另一个“病夫”。这种(zhong)“焦虑”,冷战末期以及结束之后的苏联感同身受。这恐怕(pa)也是普京说“苏联解体是本(ben)世纪最大地(di)缘政治灾难”的心(xin)理根源。就好比一个昔日的强人开始变得衰弱时(shi),他对(dui)外界的认知(zhi)会变得“敏感”和“焦虑”,处于低潮(chao)的大国差不多亦如此。
还有,一战的爆发(fa)从某种(zhong)意义(yi)上说也是“直(zhi)接政治沟通失败”的结果。1914年夏,直(zhi)接对(dui)话实际上被相互猜忌和偏执假设所(suo)取代(dai)。一百多年后的今天,各国之间(jian)的政治沟通似乎强于当年,然而(er),傲慢与偏见(jian),加上政治正确,当然还有各自的利益,使得冲(chong)突各方的沟通很难进行(xing)。在俄乌战争爆发(fa)后的三年中,西方几乎中断了与莫斯(si)科所(suo)有官方渠道的交流(liu)。
“真相是战争的第(di)一个牺牲(sheng)品!”——不管这句(ju)话是出自古希腊“悲剧之父”埃斯(si)库罗(luo)斯(si)(Äschylus),还是一战时(shi)期美国共(gong)和党参议员约翰(han)逊(Hiram Johnson),其意义(yi)在于对(dui)“战时(shi)难有真相可言”的陈述或控诉。从这个意义(yi)上说,这句(ju)格言不仅适用于当时(shi),同样也能在当下找到许多对(dui)应的例子。
普林西普行(xing)刺奥(ao)匈皇储
一战的“导火索”是奥(ao)匈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,但该事件发(fa)生的深层原(yuan)因(yin)其实是被史界称(cheng)为“不可救赎的民族主义(yi)”:普林西普(Gavrilo Princip)当年行(xing)刺,是为了建立一个“大塞尔维亚国”,也是为波斯(si)尼亚境(jing)内(nei)的塞族争取权益;俄乌战争的爆发(fa)——不管是借口还是事实——,多少也与少数族群在一个国家所(suo)受的待遇有关。
凡此种(zhong)种(zhong),似乎都在验证着马克·吐温当年说过的那句(ju)话:“历史不会重复,但会经常押韵”(“History doesn't repeat itself, but it often rhymes.”)
本(ben)文尝试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(mian)来探索历史与现实存在哪些平行(xing)线和交汇点,以及我们应该从中得出哪些经验教训(xun)。
主观感受与战略误判
爆发(fa)战争的诱因(yin)很多,也很复杂。但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(ying)对(dui)外界以及主要对(dui)手的感受和认知(zhi),在很大程度(du)上会直(zhi)接影响到本(ben)国的战略取向和具体措施。
战前(qian)的奥(ao)匈帝国风雨飘摇,危(wei)机四伏。在这个多民族国家中,各个族群都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(er)斗争,“仇恨”充满(man)了社会的各个阶层:在内(nei)有各族群之间(jian)以及对(dui)共(gong)同敌人犹(you)太人的仇恨;对(dui)外则是对(dui)法俄加盟的“协约国”以及塞尔维亚王国背叛式靠近莫斯(si)科的仇恨。用皇帝弗朗茨·约瑟夫(Franz Josef I)自己的话说,“在我的帝国中,危(wei)机永远不会消失。”
1879年德奥(ao)建立同盟关系后,维也纳和柏林一直(zhi)是亲密的“兄弟加战友”。只不过,虽然双方强调所(suo)谓的“尼伯龙(long)根忠诚”(Nibelungentreue),即(ji)一种(zhong)根植(zhi)于日耳曼传统文化的无条件的感性式效忠,但两者的主次关系却发(fa)生了微妙的变化:代(dai)表霍亨佐伦一脉的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政治统一后已成为中欧(ou)的主导力量,而(er)哈布斯(si)堡一脉的奥(ao)匈帝国虽然曾在德语区域独占鳌头,但此时(shi)由于内(nei)外交困而(er)不得不严重依赖(lai)柏林,并最终(zhong)导致失去军事和外交上的行(xing)动自主权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,当时(shi)奥(ao)匈帝国的政治精英(ying)中普遍存在着一种(zhong)“被包围、被羞(xiu)辱”的主观感受。苏联末期和冷战结束后,莫斯(si)科应该也能切身体会到当年维也纳的境(jing)遇。
关于苏联解体,普京有过两次著名的概括:2004年,他称(cheng)其为“一场巨大的全国性悲剧”;2005年,他在向全国发(fa)表演(yan)讲中,认为那是“20世纪最大的地(di)缘政治灾难”。前(qian)者的重点是反思苏联内(nei)政的缺失,后者则是指向国际局势和他国势力的影响。
一个帝国在解体后,还有一段“后续体感”存在。就如同“幻肢(zhi)痛感”(phantom limb)一样,人在失去四肢(zhi)后会产生幻觉,似乎依然能感受到四肢(zhi)还附在躯干(gan)上时(shi)的疼痛。
苏联解体后,很多苏联人都有过这种(zhong)体验。德国弗莱(lai)堡大学(xue)历史学(xue)家雷昂哈德(Jörn Leonhard)认为,普京是在后帝国时(shi)期巧妙利用“幻肢(zhi)痛感”来做文章的人。
冷战结束后,认为“历史已经终(zhong)结”的其实不光是福山(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)和西方的政治文化精英(ying),也包括叶利钦、乌克兰独立后首(shou)任(ren)总统克拉夫丘克、白俄罗(luo)斯(si)的舒什科维奇、哈萨克斯(si)坦的纳扎尔巴耶夫等一干(gan)“独联体”政要。
《霹雳(li)红星(xing)》:苏联即(ji)将解体时(shi)拍的阿富汗战争片中的一幕
但是,苏联解体后,从开始对(dui)欧(ou)美的信任(ren)、靠近和效仿,到被北约和欧(ou)盟东扩至家门口,再到最后被美国总统奥(ao)巴马公开贬为“区域性大国”,俄罗(luo)斯(si)在与西方打交道中,可谓经历了希望、失望、屈(qu)辱、绝望和愤怒等种(zhong)种(zhong)心(xin)路历程,也才有普京后来的对(dui)乌“背水一战”。
而(er)普京当年经历的,今天的泽连(lian)斯(si)基正在步其后尘,而(er)且(qie)后果或许更惨。特朗普让加拿大等盟国体会到的,何(he)尝又不是大同小(xiao)异的“抛弃”和“背叛”呢?
当然,“主观”感受未必是客观事实,感觉受到威胁不等同于真的受到了威胁,但多少能反映当事人和当事国所(suo)经历的心(xin)理落(luo)差。
有了各自的主观感受,各方于是就有可能作出各种(zhong)战略误判:
当年奥(ao)匈帝国之所(suo)以放弃外交斡旋,对(dui)塞尔维亚迅速宣战,除了背后有德皇“空白支票”在撑(cheng)腰和对(dui)俄罗(luo)斯(si)快速坚定反应估计不足之外,也因(yin)为它坚信拿塞尔维亚这个“弱者”开刀更有胜算,更能以较小(xiao)的代(dai)价重振国威。结果却是整个帝国的覆灭。
普京“特别(bie)军事行(xing)动”的背后,是否也有为苏联解体雪耻或民族主义(yi)的动机?这不是说普京的计划是出于单纯的感性冲(chong)动,但起码不能排除种(zhong)种(zhong)屈(qu)辱的“主观感受”在其决策中所(suo)起的心(xin)理作用。当然,俄乌冲(chong)突一打三年,也有莫斯(si)科开始时(shi)严重低估和误判欧(ou)美抱团援(yuan)乌之决心(xin)的缘故(gu)。
关键是,不好的体验容易导致失去信任(ren),而(er)失去信任(ren)则导致猜忌和误判,结果就是灾难性的决策。
战争宣传与战争借口
在作今昔对(dui)比时(shi),如果觉得“不同”大于“相同”,那一点都不奇怪,因(yin)为人类(lei)社会在不断发(fa)展,生活方式、政治理念(nian)、科技(ji)手段、军事装备等都日新(xin)月异,与过去难以同日而(er)语。
以媒体效应为例:与当下相比,上世纪初没(mei)有任(ren)何(he)国家拥有足够的宣传手段。譬如,英(ying)国政府在一战爆发(fa)时(shi)不得不与诺斯(si)克利夫勋爵(Lord Northcliffe)的报业(ye)帝国密切合作,以制定战时(shi)舆论政策。其他地(di)方的情况(kuang)也类(lei)似,德国实际上直(zhi)到1916年才具备有效的宣传基础。
尽管如此,当年的决策者们在可能的条件下仍努力影响公众舆论,欧(ou)洲的“政治公众舆论”因(yin)此逐渐成型。
在如何(he)进行(xing)战争宣传方面(mian),欧(ou)洲大国的做法各显神通:柏林早在1900年就通过民族主义(yi)媒体发(fa)表报刊文章,以及成立各类(lei)协会来推(tui)广(guang)其造舰(jian)计划,当时(shi)的“舰(jian)队协会”(Flottenverein)拥有110万(wan)会员。巴黎则试图通过煽动对(dui)德国发(fa)动“突然袭击”(attaque brusquée)的恐惧来赢得广(guang)大民众对(dui)1913年大规模提升军备的支持。在英(ying)国,政府批准成立的海军联盟和国民服役联盟聚集了30万(wan)之众。
在这类(lei)方式的运作之下,1913年的欧(ou)洲社会实际上已被“军事化”。武装力量在德国、法国和奥(ao)匈帝国等地(di)享有很高的声望,被视为国家的化身;军队领导层的评估也因(yin)此变得举足轻重,对(dui)政治的影响日益增长。
欧(ou)洲各大城市的战争纪念(nian)碑(bei),如柏林的胜利柱、伦敦特拉法加广(guang)场上的纳尔逊柱、巴黎的凯(kai)旋门或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柱,似乎不断在做“广(guang)告”,提醒着每一位(wei)路人记住他们国家的战争历史和“战神”人物(wu)。在欧(ou)洲国家的神话与象(xiang)征(zheng)中,战争和军事本(ben)来就扮演(yan)着重要角色(se),这为国家提供(gong)了采取战争手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。
当然,战争在欧(ou)洲的种(zhong)种(zhong)存在形式不仅源于上述历史记忆,还源自当时(shi)流(liu)行(xing)的意识形态,尤其值得一提的是“社会达尔文主义(yi)”。
这个理论将“斗争”和“权力”提升为政治行(xing)动的指导原(yuan)则,并认为国家必须以扩张为目标(biao)。尽管只有少数政治家信奉激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(yi),但在德英(ying)法语言中,“生存之战”(“Kampf ums Überleben”、“lutte pour la vie”、“struggle for life”)这等口号已深深扎根在人们的政治思维与行(xing)动中。
列强之间(jian)的经济(ji)竞争似乎也证实了社会达尔文主义(yi)的假设。1900年前(qian)后的英(ying)国和德国(法国较少),人们普遍认为未来会形成几个庞大的世界帝国,国家的势力范围规模及其资源配置(zhi)将决定20世纪谁(shui)主沉浮。
所(suo)有这些,都为发(fa)动战争提供(gong)了土壤(rang),找到了“借口”(casus belli)。
一战时(shi)德国陆(lu)军实际领导人、“总体战”理论的奠(dian)基者鲁登道夫将军(Erich Ludendorff)就曾明白无误地(di)表示:如果欧(ou)洲大陆(lu)爆发(fa)战争,就必须“制定战争借口,使得全民一致且(qie)热情地(di)拿起武器(qi)。”
1898年,好战的山姆大叔向西班牙发(fa)出警告的漫画(hua)。维基百科
当焦距被拉回到今天的世界,人们会发(fa)现,人类(lei)社会的本(ben)质并未发(fa)生太大的变化,只是换(huan)了形式和视角。
有记者问《梦游者:欧(ou)洲如何(he)走向第(di)一次世界大战》一书的作者克拉克(Christopher Clark),为何(he)称(cheng)一百多年前(qian)的第(di)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“现代(dai)事件”,他的回答非常具有画(hua)面(mian)感:“当我在学(xue)校了解那段历史时(shi),眼前(qian)浮现的是过去的世界:华丽(li)的哈布斯(si)堡制服和复杂的宫廷仪式。但当我开始写(xie)这本(ben)书时(shi),才意识到它其实始于一个车队穿过一座城市,还有一位(wei)自杀式行(xing)刺者……而(er)这些是我们从现代(dai)世界中了解到的东西。”
叙事方式变了,宣传手段变了,但当年各国参战的那些论点和做法今天依然能听到和看到,譬如,争着扮演(yan)“受害(hai)者”;眼中只有别(bie)人的挑衅,而(er)没(mei)有自己的不当;自己的措施是防御(yu)性的,对(dui)方的则是进攻性的。
二战后出生的比利时(shi)历史学(xue)家莫雷利(Anne Morelli)在其著作《战争宣传的基本(ben)原(yuan)则》(Principes élémentaires de propagande de guerre)中,将以下宣传技(ji)巧称(cheng)为“新(xin)十诫”:
1.我们不想要战争,2.敌对(dui)阵营(ying)要负全责,3.敌人的领导是魔鬼,4.我们为正义(yi)的事业(ye)而(er)战,5.敌人使用非法武器(qi),6.敌人故(gu)意犯(fan)下暴行(xing),我们只是意外犯(fan)错,7.我们的损(sun)失很小(xiao),敌人的损(sun)失巨大,8.艺术家和知(zhi)识分子支持我们的事业(ye),9.我们的使命是神圣的,10.质疑我们报道的人是叛徒。
1.我们不想要战争,2.敌对(dui)阵营(ying)要负全责,3.敌人的领导是魔鬼,4.我们为正义(yi)的事业(ye)而(er)战,5.敌人使用非法武器(qi),6.敌人故(gu)意犯(fan)下暴行(xing),我们只是意外犯(fan)错,7.我们的损(sun)失很小(xiao),敌人的损(sun)失巨大,8.艺术家和知(zhi)识分子支持我们的事业(ye),9.我们的使命是神圣的,10.质疑我们报道的人是叛徒。
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提及的德国政治家基塞韦特就认为,社交媒体是“真相之战”(War of Truth)的阵地(di)。问题是,现代(dai)传媒工具并非是某一方的“专利”,各方都在用其为自己的叙事服务,因(yin)此,所(suo)谓“真相”只可能是相对(dui)的。
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今天的政府或政客若想发(fa)动战争,可用以战争宣传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媒体手段极为丰富,因(yin)而(er)危(wei)险性也更高。
小(xiao)说《黄鸟》(The Yellow Birds)的作者鲍尔斯(si)(Kevin Powers)在记录(lu)他在伊拉克作为士兵的经历时(shi)说过一句(ju)话:“将敌人非人化”(Entmenschlichung des Feindes)是战争的一部分。因(yin)此,无论是战争宣传还是借口,屡试不爽的套路过去和现在其实大同小(xiao)异,特别(bie)是以下两种(zhong):
战争的“正义(yi)”和“非正义(yi)”
在一战期间(jian),列宁从阶级性的角度(du)将战争区分为“正义(yi)战争和非正义(yi)战争”,这一论点是否能解释所(suo)有战争形态值得商(shang)榷。《联合国宪章》第(di)二条第(di)四款确立的“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”原(yuan)则,是否真正起到了禁战和止战的作用也值得探讨。
人们看到的实际情况(kuang)是,“正义(yi)与非正义(yi)”往往成为战争参与方之间(jian)的“文字游戏”和“各执己见(jian)”,其中不乏明显的战争借口:
奥(ao)匈皇帝认为向塞尔维亚宣战理所(suo)当然且(qie)势在必行(xing),理由是自己的皇储被当地(di)的塞族激进分子刺杀。
希特勒对(dui)波兰不宣而(er)战,拉开二战序幕,是因(yin)为德国边(bian)境(jing)遭到波兰的袭击(其实是自导自演(yan)),是忍无可忍的自卫。
美英(ying)入侵伊拉克是为了制止萨达姆·侯赛因(yin)制造核武器(qi),事后证明这一理由“子虚乌有”。
北约以“人道主义(yi)”为由对(dui)科索沃战争进行(xing)武装干(gan)预,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禁武条款,因(yin)此是一场违反国际法的军事行(xing)动。
福克兰群岛/马尔维纳斯(si)战争,对(dui)阿根廷而(er)言是收复失地(di)反殖民的“正义(yi)”战争;对(dui)英(ying)国来说,出兵保护拥有“英(ying)国文化身份(fen)的岛民”符合联合国民族自决原(yuan)则。
普京对(dui)乌采取“特别(bie)军事行(xing)动”,四个主要理由是:1)遭到北约的围堵,2)俄乌传统上就是一体,3)乌东地(di)区的俄族面(mian)临“种(zhong)族灭绝”的危(wei)险,4)对(dui)美欧(ou)支持下的乌克兰可能的侵犯(fan)进行(xing)“先发(fa)制人”。
1900年7月27日,德皇威廉二世以德驻(zhu)华公使克林德(Clemens August Freiherr von Ketteler)被杀为借口,向中国派(pai)遣远征(zheng)军,加入侵华的八国联军。他在不来梅港送别(bie)部队时(shi)发(fa)表过一个臭名昭著的“匈奴演(yan)说”(Hunnenrede)。
德皇威廉二世在不来梅港的劳埃德大厅前(qian),穿着海军陆(lu)战队营(ying)制服发(fa)表讲话。维基百科
该演(yan)说有“官方”和“非官方”两个版本(ben),之所(suo)以如此,是因(yin)为他的演(yan)说内(nei)容和措辞极富争议,所(suo)以不得不进行(xing)“润色(se)和删(shan)减”。笔者在此引用“非官方”文本(ben)中的一段:
“当你们遇到敌人时(shi),就要击败他们!不要给(gei)予宽恕!不要俘(fu)虏(lu)!任(ren)何(he)落(luo)入你们手中的人都归你们处置(zhi)!就像一千年前(qian)匈奴人在他们的国王阿提拉领导下赢得并流(liu)传至今的威名一样,愿你们的行(xing)动也能使德国人这个名字在中国威震一千年之久,让中国人从此再不敢斜视一个德国人!”
文字一目了然,寓意一清二楚(chu):“我们正义(yi)而(er)威武,你们野蛮又垃圾”。
“天使”与“魔鬼”
为了让自己的战争准备和武力行(xing)为显得顺理成章,在自我“神圣化”的同时(shi)还必须要“妖魔化”对(dui)手。这种(zhong)手段也被称(cheng)之为“情绪动员”(the emotional mobilization)
自我“神圣化”的具体表现就是标(biao)榜自己“热爱和平”、“为了和平”,把自己参与的战争描述为一场背后有神圣使命的“十字军东征(zheng)”。
一战期间(jian),常用的参战理由概括起来说就是以下三点:“消灭军国主义(yi)”,“捍卫小(xiao)国弱国”,“为民主做好准备”。这些听起来非常光荣的目标(biao),后来几乎在每次冲(chong)突前(qian)夕(xi)都会被逐字重复。
一战前(qian)法国政府动员军队时(shi)提出的理由是“这是维护和平的最佳手段”;纳粹(cui)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为进攻波兰辩护时(shi)说:“元首(shou)不想要战争,他下决心(xin)时(shi)心(xin)情沉重,但战与和不取决于他,而(er)是波兰”。
一百多年后的2014年,神父出身的德国前(qian)总统约高克(Joachim Gauck)在“慕安(an)会”这样的国际场合上发(fa)言时(shi),要求德国为确保“人权”和“法治”采取更坚决的行(xing)动,必要时(shi)也包括军事行(xing)动。
小(xiao)布什将伊拉克战争描述为对(dui)抗“流(liu)氓国家”和“邪恶轴心(xin)”的十字军东征(zheng),是“善与恶的斗争”。将民主带(dai)到伊拉克是“我们”的责任(ren),这是直(zhi)接源自上帝意志的善举。因(yin)此,发(fa)动战争成了实现神圣意志的行(xing)为。
日前(qian),泽连(lian)斯(si)基在特朗普的施压下提出30天无条件停火时(shi),也声称(cheng)是为了和平解决冲(chong)突。既然停火是为了和平,那之前(qian)为何(he)没(mei)有提出停火?
“妖魔化”对(dui)手则是另一剂(ji)“灵丹(dan)妙药”。
科索沃战争期间(jian),法国《快报》(L'Express)在描绘塞尔维亚总统米洛什维奇时(shi)不谈其观点,而(er)是强调他是个反复无常、情绪波动、“病态”、“暴力”和“易怒”的人,还绘声绘色(se)地(di)描写(xie)道:“他发(fa)怒时(shi)面(mian)部扭曲(qu),转眼间(jian)又恢(hui)复了镇定……”
美英(ying)发(fa)动伊拉克战争时(shi),小(xiao)布什总统或布莱(lai)尔首(shou)相义(yi)正词严地(di)说:“敌对(dui)阵营(ying)肯定是由一个疯子、一个怪物(wu)领导的……他挑战我们,我们必须将人类(lei)从他手中解放出来。”
罗(luo)米奇(Miliana Romic)在其题为《情绪动员——北约对(dui)南斯(si)拉夫的战争》的论文中写(xie)道:“在战争宣传中,有意识地(di)使用关键词是最重要的技(ji)术手段之一。独裁者、仇恨、武器(qi)、恐怖主义(yi)、压迫、政权、暴政、邪恶、狂热等词语被用来构建清晰的敌对(dui)形象(xiang),并以此来制造恐惧和不安(an)。”
她还用具体数据(ju)证明主流(liu)媒体是传播这些言论的“急(ji)先锋”,指出这些“意见(jian)领袖”在政治正确的影响下,与政治决策者一起不加审核即(ji)传播许多不实信息,用巧妙的手法影响公众的视角和认知(zhi)。
她举例说:如果德国联邦政府将南斯(si)拉夫境(jing)内(nei)冲(chong)突描述为“内(nei)战”,那么德国民众对(dui)军事参与的赞同率就会降低,武装干(gan)预的合法化也就不成立。因(yin)此,官方和媒体就将南斯(si)拉夫局势描写(xie)成“推(tui)翻一个残酷压迫人民的独裁者”。之后,德国参战的支持率一下就高涨至45.1%。
扩军备战与结盟政策
去年5月12日,俄罗(luo)斯(si)总统普京解除了绍(shao)伊古(Sergei Shoigu)这位(wei)军人出身的防长职务。此消息本(ben)身轰动性不大,因(yin)为绍(shao)伊古2012年就职后就有过起落(luo)升降。出人预料的倒是继任(ren)人选(xuan)别(bie)卢(lu)索夫(Andréï Beloussov),因(yin)为此公并非军人,而(er)是位(wei)经济(ji)学(xue)家。
很明显,普京的这个人事安(an)排标(biao)志着俄罗(luo)斯(si)开始进入“战时(shi)经济(ji)”,也意味着俄乌战争短期内(nei)不会真正结束。
作为这场军事冲(chong)突的一方,俄罗(luo)斯(si)的这一战略举措很正常。一战时(shi)期,德意志帝国就实行(xing)过“战时(shi)经济(ji)”,其他参战国家,如英(ying)、法、美、俄、奥(ao)匈,虽然避用这个称(cheng)谓,但实际做法也八九不离十。
按理说,这也是今昔相比之下的一个共(gong)同点,应该被纳入本(ben)文的叙述范畴。但是,“战时(shi)经济(ji)”的目的和手段毕竟很清晰,因(yin)此不妨把省下的篇幅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:这次在“官宣”上一直(zhi)避免成为冲(chong)突方的欧(ou)盟,最近为何(he)大张旗鼓地(di)急(ji)速扩军?换(huan)而(er)言之,非参战方为何(he)也开始“穷兵黩(du)武”了?
不久前(qian),欧(ou)盟委员会主席冯(feng)德莱(lai)恩向欧(ou)盟各国领导人提出了一项耗资巨大的欧(ou)洲军备计划,名为“重新(xin)武装欧(ou)洲”计划(ReArm Europe)。
根据(ju)Statista提供(gong)的这张图表,欧(ou)洲总共(gong)可以集资8000亿欧(ou)元。如果成员国额外将其经济(ji)产出的1.5%投资于国防,四年内(nei)共(gong)可筹到6500亿欧(ou)元。而(er)且(qie),这部分将不受“稳定与增长公约”的举债限(xian)制,更不会受到相应制裁。欧(ou)盟此举无异于在鼓励成员国借钱强军。
此外,该计划还提出了一个1500亿欧(ou)元的“新(xin)基金”,以增加欧(ou)盟的国防投资,其中包括对(dui)乌克兰的军事援(yuan)助。该计划还将从欧(ou)盟预算中抽调出更多资金用于与国防相关的投资。计划的最后两项是推(tui)进所(suo)谓的“储蓄和投资联盟”,以及借助欧(ou)洲投资银(yin)行(xing)来调动私人资本(ben)。
德国新(xin)政府尚未上位(wei),联邦议会日前(qian)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修宪,为具有历史性意义(yi)的“一揽子财政计划”开了绿(lu)灯。根据(ju)这项计划,涉及国家安(an)全的那部分开支(国防、民防、情报部门以及网(wang)络安(an)全)如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%(相当于约440亿欧(ou)元),可以举债实现,而(er)且(qie)上不封顶。
冷战结束后,欧(ou)洲23个国家先后暂停了义(yi)务兵役制,取而(er)代(dai)之的是职业(ye)军队,如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波兰、瑞典(dian)、葡萄(tao)牙、西班牙等。所(suo)谓“暂停”是指法律条款依然存在,但暂时(shi)不执行(xing)。
如今,作为欧(ou)盟内(nei)最主要的两个国家,德法对(dui)恢(hui)复义(yi)务兵役制的讨论方兴未艾,甚至有人开始重提建立“欧(ou)洲军”(European Army)的议题。
根据(ju)法国《巴黎人报》(Le Parisien)3月15日发(fa)布的一项民调,86%的受访者主张恢(hui)复兵役制,其中53%表示支持恢(hui)复“义(yi)务兵役制”。此前(qian),德国北德电台在本(ben)地(di)区也进行(xing)了一次民调,70%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恢(hui)复2011年暂停的义(yi)务兵役制。另据(ju)国际网(wang)络市场调查和数据(ju)分析公司YouGov三月初发(fa)布的民调结果,赞成恢(hui)复的甚至高达58%。
欧(ou)盟和德法等国“赶集”似的推(tui)出这些计划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战前(qian)夜各国纷纷开始“总动员”的情景:
俄罗(luo)斯(si)在1914年7月25日开始秘密进行(xing)部分动员,这被德国解读(du)为准备开战的信号;7月30日,俄罗(luo)斯(si)尽管仍愿意进行(xing)谈判,但还是启动了全面(mian)动员,这反过来又被德国视为挑衅;压力之下的德国政府于是也开始进行(xing)动员,并于第(di)二天宣布进入“战争威胁状态”;俄法对(dui)此的反应是向德发(fa)出最后通牒(die),这又被德方视为进一步挑衅……
就这样,这场“七月危(wei)机”(Julikrise)在短短数日后便演(yan)变成一场持续四年之久、造成1000万(wan)军人和700万(wan)平民死亡、2000万(wan)人受伤的“旷世”战争。
如果一战时(shi)期各国官民知(zhi)道等待他们是这样的结果,还会带(dai)着那份(fen)“狂热”将自己的亲人送上战场吗?决策者们还会如此意气用事和自以为是吗?那么,今日“俄乌战争”的直(zhi)接和间(jian)接参与者,是否也对(dui)自己提出过类(lei)似的拷问呢?
当下欧(ou)盟诸国的“重新(xin)武装”热潮(chao)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原(yuan)因(yin):
过去几十年的“和平红利”和美国的安(an)全保障让欧(ou)洲各国沉湎于“先经政治”,因(yin)而(er)荒(huang)废了武功;
俄乌战争让欧(ou)盟诸国看到战火已烧到家门口,莫斯(si)科展示的“獠牙”让欧(ou)洲的恐俄症(Russophobia)再次泛滥;
最关键的因(yin)素是特朗普当局在全球战略上已展露出改弦易辙的意图,欧(ou)洲切身感受到盟友和老(lao)大的“冷漠”,担心(xin)随时(shi)有可能被其“抛弃”。
过去几十年的“和平红利”和美国的安(an)全保障让欧(ou)洲各国沉湎于“先经政治”,因(yin)而(er)荒(huang)废了武功;
俄乌战争让欧(ou)盟诸国看到战火已烧到家门口,莫斯(si)科展示的“獠牙”让欧(ou)洲的恐俄症(Russophobia)再次泛滥;
最关键的因(yin)素是特朗普当局在全球战略上已展露出改弦易辙的意图,欧(ou)洲切身感受到盟友和老(lao)大的“冷漠”,担心(xin)随时(shi)有可能被其“抛弃”。
根据(ju)最近分别(bie)在德、法、英(ying)、意和西班牙所(suo)做的民调结果,除意大利之外,其他国家的受访者给(gei)美俄领导人的“危(wei)险性”几乎打了平分:特朗普74%,普京79%。在这个大变局中,欧(ou)洲国家不得不问,美国如今依然是伙伴,还是已成对(dui)手?
1878年,俾斯(si)麦倡议的《柏林条约》签署
回望历史,人类(lei)之所(suo)以能坠入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深渊,另一个重要的原(yuan)因(yin)就是曾被热捧的“结盟政策”。
作为一种(zhong)战略构思和实践,古今中外都有不少结盟先例,如中国战国时(shi)期的“合纵连(lian)横”,欧(ou)洲中世纪的“封建联盟”,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(dui)抗拿破仑的“反法同盟”,一战时(shi)期的协约国和同盟国,二战时(shi)期的同盟国和轴心(xin)国,冷战时(shi)期的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”和“华沙条约组织”等。
从结果来看,除俾斯(si)麦在欧(ou)洲编制的错综复杂的“结盟”架构外,第(di)二次世界大战之前(qian)的联盟方略,绝大多数均以“群殴”告终(zhong),特别(bie)是一战期间(jian)。
二战后各国汲取过往的教训(xun),调整了结盟目的。新(xin)的结盟政策主要是为了遏制对(dui)手,联合自卫,威慑效应和维持均势,其重点是“自卫”和“均势”这两大块。
冷战结束后,“华约”自动退出历史舞台,“北约”却保留(liu)了下来。原(yuan)因(yin)很清楚(chu),在此恕不赘述。
这一发(fa)展进程带(dai)来以下三个后果:
美国在国际上一家独大,欧(ou)洲盟国享受利益均沾,世界上原(yuan)有的战略均势不复存在;
历史都被终(zhong)结了,天下再无对(dui)手,北约的“集体防卫”自然也就没(mei)了必要;既然闲着没(mei)事干(gan),于是开始“兼(jian)职”或“转行(xing)”,变成“世界警察”和“民主干(gan)涉主义(yi)”的工具。
不仅如此,“北约”还伙同“欧(ou)盟”一路向东,势如破竹,直(zhi)接把东欧(ou)纳入自己的版图,让几乎没(mei)有自然屏障的俄罗(luo)斯(si)西部边(bian)界“敞胸露怀”,暴露无遗。
这种(zhong)没(mei)有均势的国际格局和极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迟早会令世界不安(an),这也是某种(zhong)历史必然。
随着俄罗(luo)斯(si)的渐渐复苏和包括中国在内(nei)的新(xin)兴力量的崛起,“恢(hui)复均势”和“建立多极”的呼声越来越高,但美欧(ou)似乎还不愿接受这一新(xin)的事实。
结语
我们在浩瀚的历史信息中刨根问底,寻找蛛丝马迹,目的并非只是为了佐证或否定什么,而(er)是为了解惑和明理。
笔者在写(xie)本(ben)文时(shi),以下问题萦绕(rao)不断:
2014年基辅独立广(guang)场的流(liu)血冲(chong)突是1914年萨拉热窝行(xing)刺事件的现代(dai)版吗?
一战期间(jian)第(di)一个退出战事的是1917年“二月革(ge)命”推(tui)翻尼古拉二世后的苏维埃政权,那么,首(shou)个摆脱俄乌战争的会是去年击败力挺泽连(lian)斯(si)基的拜登总统后重新(xin)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吗?
一段时(shi)间(jian)以来,德国开始公开谈论“战争能力”(Kriegstüchtigkeit)问题。重振军力一旦成为政治的首(shou)要目标(biao)(已有这种(zhong)趋势),欧(ou)洲邻(lin)国难道不担心(xin)德国最终(zhong)会重新(xin)走回历史上的“特殊道路”(Deutscher Sonderweg)吗?
巴尔干(gan)半岛常被称(cheng)为国际冲(chong)突的“火药桶”,欧(ou)洲的强军举措眼下是为了摆脱对(dui)美国的依赖(lai),但长远看是否存在成为下一个“军火库”的危(wei)险?
一战中战败的德国在短短20年内(nei)重新(xin)武装到可以再次发(fa)动一场全面(mian)战争,那么,为了对(dui)付俄罗(luo)斯(si)而(er)被武装到牙齿的乌克兰,在战争结束若干(gan)年后是否会为“收复失地(di)”而(er)重起战端?
英(ying)法眼下在乌克兰问题上明着“斡旋”暗中“支持”的做法,是否有点像两国在二战前(qian)夕(xi)以“绥靖”方式为“备战”争取时(shi)间(jian)?
德意志帝国发(fa)动一战,一个重要原(yuan)因(yin)是为了争夺“阳光下的一席之地(di)”,即(ji)新(xin)殖民地(di)带(dai)来的“经济(ji)补偿”(wirtschaftliche Kompensationen)和“经济(ji)与金融(rong)平衡(wirtschaftlicher und finanzieller Ausgleich),这与今日的“锂矿(kuang)说”和“矿(kuang)产协议”又有什么区别(bie)?
特朗普与普京的单独媾和是在结束一场杀戮,还是更大规模冲(chong)突的开始?
在做完“今昔比较”后,我们似乎依然不清楚(chu)与今日之“俄乌战争”相对(dui)应的,是一战前(qian)夜的哪个环节和哪个阶段,也难以预测现在的各参与方将把我们的这个世界带(dai)往何(he)方。
德国前(qian)总理施密特生前(qian)曾就北约的战争行(xing)为说过以下一段话:
“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北约的想法来自美国。但白宫做出这一决定并非出于人权方面(mian)的考(kao)虑,而(er)是出于帝国主义(yi)动机。鉴于我们在20世纪的历史,我们德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对(dui)参与军事干(gan)预持保留(liu)态度(du)。我们时(shi)常能听到有人鼓噪,说为了北约的团结应该参与军事干(gan)预。这个论点更适合尼伯龙(long)根传说,而(er)不是今天的现实。北大西洋联盟过去是,现在仍然是一个防御(yu)联盟,而(er)不是一个改造世界的联盟。”
“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北约的想法来自美国。但白宫做出这一决定并非出于人权方面(mian)的考(kao)虑,而(er)是出于帝国主义(yi)动机。鉴于我们在20世纪的历史,我们德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对(dui)参与军事干(gan)预持保留(liu)态度(du)。我们时(shi)常能听到有人鼓噪,说为了北约的团结应该参与军事干(gan)预。这个论点更适合尼伯龙(long)根传说,而(er)不是今天的现实。北大西洋联盟过去是,现在仍然是一个防御(yu)联盟,而(er)不是一个改造世界的联盟。”
智者之言,振聋发(fa)聩(kui)。
下面(mian)则是另一位(wei)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(qian)的表述:
奥(ao)匈帝国于1914年7月28日对(dui)塞尔维亚宣战后,时(shi)任(ren)德国总理的霍尔韦格(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)预感到一场席卷欧(ou)洲大部分地(di)区及更广(guang)范围的战争已无法避免,后果更难以预料,于是发(fa)出了“茫然一跃入黑暗”(ein ungewisser Sprung ins Dunkle)的千古叹息。
奥(ao)匈帝国于1914年7月28日对(dui)塞尔维亚宣战后,时(shi)任(ren)德国总理的霍尔韦格(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)预感到一场席卷欧(ou)洲大部分地(di)区及更广(guang)范围的战争已无法避免,后果更难以预料,于是发(fa)出了“茫然一跃入黑暗”(ein ungewisser Sprung ins Dunkle)的千古叹息。
今年是一战爆发(fa)111周年,人类(lei)似乎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。
来源|观察者网(wan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