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8年，竺可桢从哈佛学成归国。1920年受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，并开设(she)了地质学、地文学（自然(ran)地理(li)学）和气象学等课(ke)程。为(wei)了高质量地完(wan)成教学任(ren)务，竺可桢撰写了气象学讲义(yi)。

当(dang)知识要在课(ke)堂上讲授出来时，概念的明晰化就势在必行(xing)。所以，《气象学》讲义(yi)中的第六章《风》这一部分的第三节《风之种类》，竺可桢便将我(wo)们现在界定为(wei)的信风，即在低空从副热带高压带吹向赤道低气压带的风明确称之为(wei)信风了。其将因海陆热力分布不均所产生的风，则称之为(wei)季风。“冬季之风应自大(da)陆而趋海洋，夏季之风则应自海洋而趋大(da)陆，此等风名为(wei)季风（monsoon），因其风向视季候为(wei)转易也。”此论清(qing)楚明了，季风之名从此使用(yong)至今。

名称虽定，但当(dang)时对于季风还缺乏足够的研究。

1922年，竺可桢在《南京之气候》的演讲中再次提及中国的季风气候，并对之有了更(geng)进一步的认(ren)识。他在解(jie)释(shi)南京与杭州、天津降(jiang)雨量多寡和雨期早晚(wan)差异问题时，将之归结为(wei)“季风之影响”。季风由南向北的推进过程在这篇文章中被揭示出来，同时文章认(ren)为(wei)先受东(dong)南季风影响的地区雨期更(geng)早，反之则晚(wan)。

但囿于当(dang)时气象站台的缺失，气象数据的匮(gui)乏，想(xiang)要进一步呈现中国气流的具体运行(xing)情况(kuang)还需(xu)时日。

到了1933年得益于各地气象台的建立，中国气流运行(xing)的具体情形可以被准确表达出来，我(wo)们对于季风的认(ren)识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。当(dang)年竺可桢在第五(wu)届太平洋科(ke)学会议上宣读了《中国气流之运行(xing)》一文，这是我(wo)国最早关(guan)于东(dong)亚大(da)气环流的研究工作。他通过利用(yong)民国十(shi)七年（1928年）至二十(shi)一年（1932年）中国内(nei)地五(wu)十(shi)处，东(dong)三省三处和新疆二处观测点观察所得的地面风向数据，绘制了1月、4月、7月、9月中国各地最多风向的分布图，进而分析一年内(nei)四个典型月份的东(dong)亚气流运行(xing)情况(kuang)。而且(qie)该文从机制上认(ren)识到影响我(wo)国各季节气流运行(xing)和季风的因子。陆地上的西伯利亚高压和印度低压，位(wei)于海上的北太平洋高压和亚罗森(sen)低压（阿留申低压）在冬夏两季共同促成了气流的运动以及季风的出现。这一发(fa)现对于季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(yi)。

仅仅一年后，1934年9月在《地理(li)学报》创刊号上的第一篇论文即是竺可桢的《东(dong)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》。此文被气象学家陶(tao)诗(shi)言院士(shi)认(ren)为(wei)是“我(wo)国有关(guan)季风研究的经典著作，为(wei)以后的我(wo)国季风研究和长期天气预报研究提供(gong)了基础”。

《地理(li)学报》创刊号目(mu)录

该论文之所以如此成功(gong)，除了竺可桢卓越的科(ke)学研究能力，其实(shi)还有赖(lai)于他深厚的古(gu)代文学功(gong)底(di)。

竺可桢在找寻(xun)中国古(gu)代对季风认(ren)知的文献记录时，发(fa)掘了苏轼《舶䑲风》一诗(shi)。其中有“三时已断(duan)黄梅(mei)雨，万里初来舶䑲风”一句，该句引中有解(jie)释(shi)道“吴中梅(mei)雨既(ji)过，飒然(ran)清(qing)风弥月，岁岁如此，湖(hu)人(ren)谓之舶䑲风”。这里的舶䑲风就是夏至后的东(dong)南季风。顺着此线索，竺可桢还发(fa)现了古(gu)人(ren)多有“舶䑲风，主水退，兼旱”的记载。正所谓“舶䑲风云起，旱魃(ba)深欢喜”。为(wei)了解(jie)释(shi)这种说法，竺可桢发(fa)现随着时间变化，东(dong)南季风的渐次北进现象。当(dang)东(dong)南季风强势扫过长江流域，前锋(feng)抵(di)达黄河流域时，雨带也就随之来到华北，长江流域开始晴朗起来。这就是为(wei)什么东(dong)南季风，即舶䑲风到来后，长江流域天气变得干(gan)燥的原因。

此机制得到揭示后，再从长时段舶䑲风强弱(ruo)变化角度观察，竺可桢发(fa)现历年长江流域的雨量多寡与舶䑲风的强弱(ruo)有着密切关(guan)系。“东(dong)南季风强，则长驱直达华北，……华北雨量丰(feng)沛，长江流域干(gan)旱。东(dong)南季风弱(ruo)，则一至长江流域，其势已成强弩之末，……长江流域受雨泽之赐，而华北乃干(gan)旱矣”。这个观点虽然(ran)在现在是人(ren)所共知的事(shi)实(shi)，但在90年前乃是一个揭示中国季风气候特征(zheng)的创见。

从1916年竺可桢首篇论文谈及季风到1934年对中国季风气候有了系统性的研究，竺可桢的季风研究走过了近二十(shi)载岁月。这期间，为(wei)了能够更(geng)深入、更(geng)方(fang)便地探究以季风为(wei)代表的中国气候，竺可桢还做了大(da)量基础性的工作。

气象台与气象所

没有自己的气象台，中国气候研究便无从谈起。

早在1916年初的那篇《中国之雨量及风暴(bao)说》中，竺可桢就谈及了建设(she)气象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因为(wei)气象分析与研究必须建立在气象观测数据的基础上，否则如空中楼阁，没有根基。当(dang)年的论文中，竺可桢所利用(yong)的不同季节季风的风向数据，还是来自外国人(ren)在中国海关(guan)下(xia)设(she)的观测所。中国当(dang)时仅有寥寥数个属于自己的气象台站，并不能满足研究所需(xu)。所以，在文章的结尾，竺可桢便大(da)声疾呼(hu)“政府能遍设(she)气象台于全国，加以数十(shi)年之看(kan)护观测，然(ran)后全国之雨量风暴(bao)，始能明了如指掌”。

但当(dang)时身处美国还是博士(shi)生的竺可桢还没有机会亲(qin)自践行(xing)气象台的建设(she)。

1921年8月，回(hui)归数年后竺可桢又在《东(dong)方(fang)杂志(zhi)》上发(fa)表《论我(wo)国应多设(she)气象站》一文，认(ren)为(wei)当(dang)时气象台的数量太小，与我(wo)国广阔领土不相匹配，应大(da)力建设(she)气象台。“美国面积(ji)亚于我(wo)国，而有气象台二百(bai)余，……日本面积(ji)仅当(dang)我(wo)国十(shi)七分之一，而气象台之数乃多至五(wu)十(shi)六。反观我(wo)国，则除中央气象台外，惟南通张季直先生所设(she)之军山气象台而已。苟以欧美日本为(wei)先例(li)，则我(wo)国至少(shao)须有气象台百(bai)所。”

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。1921年竺可桢以东(dong)南大(da)学地学系主任(ren)的身份，建立了附属于大(da)学的南京气象测候站，并亲(qin)自指导学生参与观测。从当(dang)年秋季起，开始每日不间断(duan)观测气压、温度、雨量和风力、风向等，并每月定期出版《南京气象报告》。1922年，竺可桢又参与国家收回(hui)青岛观象台主权的事(shi)宜之中，为(wei)成功(gong)接收青岛气象台做出了重要贡献。青岛气象台成为(wei)当(dang)时归属我(wo)国为(wei)数不多的设(she)备完(wan)备的气象台站。1928年，在竺可桢的倡议和交涉下(xia)，选(xuan)取了南京城钦天山北极阁建立综合性的气象台，并于当(dang)年10月1日起正式观测。至1934年竺可桢写下(xia)研究中国季风的重要论文时，在他的领导下(xia)已经创办了上海测候所（1933年1月）、峨眉山测候所（1932年8月）、泰山测候所（1932年8月）和肃州（酒泉）测候所（1934年7月），同时接管了北平测候所（1929年6月）。

南京城钦天山北极阁

当(dang)本国研究气象的学者能够顺利方(fang)便地使用(yong)上本国气象台数据，中国的季风研究才(cai)能有长足的进步。

在竺可桢1933年宣读的《中国气流之运行(xing)》一文中，他便利用(yong)了南京1929-1931年和青岛1924-1929年测得的逐月风速(su)来展示一年中季风风力的变化特征(zheng)。在研究季风的重要一文《东(dong)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》中，竺可桢同样利用(yong)了1929至1933年间南京测得的夏季不同风向下(xia)降(jiang)水可能性和温度、湿度的记录，从而佐证(zheng)“舶䑲风主旱”说。北平和上海的风力和雨量数据则帮助竺可桢证(zheng)明了不同的季风强度下(xia)长江流域和北方(fang)降(jiang)水的特征(zheng)。

此外，培养一批专业的气象人(ren)才(cai)，同样有助于中国气候研究的开展。

1927年年底(di)，当(dang)时国民政府着手筹备建立一所国家级的研究机构，即中央研究院。在中央研究院的组织(zhi)条例(li)中，将观象台作为(wei)其中一个子机构予以筹建，竺可桢被聘为(wei)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。1928年2月，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为(wei)办事(shi)便利起见，把观象台筹备处分为(wei)天文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，竺可桢又被任(ren)命为(wei)气象研究所主任(ren)。11月，气象所成为(wei)中央研究院拟设(she)的十(shi)四个研究所之一。竺可桢作为(wei)全权负责人(ren)，从研究所的选(xuan)址、进人(ren)、采买(mai)设(she)备到刊物(wu)出版，均事(shi)必躬亲(qin)。气象研究所作为(wei)当(dang)时中国气象科(ke)学的最高学术机构，在竺可桢的领导下(xia)，开展了一系列气象科(ke)学研究，在取得丰(feng)硕研究成果的同时，也培养了一批气象研究人(ren)员。

1928年开始气象研究所将其直属的气象台观测记录和各地测候记录以《气象季刊》（1929年后《气象月刊》）和《气象年报》的形式编辑出版。而且(qie)，气象研究所在南京还开设(she)了四期气象学习班，培养了大(da)量气象学家和气象管理(li)人(ren)员，其中就有吕炯、涂长望、卢鋈、叶笃正、陶(tao)诗(shi)言和顾(gu)震(zhen)潮等。当(dang)中国气象研究有了一支队(dui)伍后，研究才(cai)能获得更(geng)大(da)的进展。

比如，1934年涂长望发(fa)表的《中国雨量与世界气候》一文，搜集(ji)了中国各地夏季降(jiang)雨量数据，并将之与世界各地气候进行(xing)比较，发(fa)现其中的相关(guan)关(guan)系。其中，得出了华北沿海区域的夏季降(jiang)雨量与长江三角洲夏季降(jiang)雨量之间存在反相关(guan)关(guan)系的结论。此结论为(wei)竺可桢论证(zheng)东(dong)南季风强弱(ruo)与中国南北方(fang)旱涝关(guan)系提供(gong)了重要的佐证(zheng)与支持。

季风的中国影响

现实(shi)的极端旱涝是气象研究者研究气象问题最直接的出发(fa)点，解(jie)释(shi)极端旱涝发(fa)生的原因就成为(wei)气象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任(ren)务。

1926年入春以来长江、黄河下(xia)游，东(dong)北沿海一带降(jiang)雨稀少(shao)，上海1至5月降(jiang)雨量只有往年平均的百(bai)分之六十(shi)一。面对旱情，当(dang)时各省纷纷倡导祈雨和禁屠之法，以求甘霖(lin)。竺可桢自然(ran)反对这种愚(yu)民且(qie)迷信的做法。

只有科(ke)学的宣传才(cai)是回(hui)击封建迷信的良方(fang)。

所以，在当(dang)年7月竺可桢在《东(dong)方(fang)杂志(zhi)》上发(fa)表《论祈雨禁屠与旱灾》，向大(da)众科(ke)普我(wo)国旱涝灾害异常频繁的原因。其中，他谈到东(dong)亚各国处于季风带内(nei)，是造成每年雨量多寡悬(xuan)殊的重要原因。在季风的影响下(xia)，因为(wei)季风强弱(ruo)变化的不定，中国雨量之变率极大(da)，而且(qie)，越往内(nei)地变率愈大(da)。可以说，季风对中国旱涝影响之显著，以及1920至1930年代中国频繁爆发(fa)的极端旱涝灾害，均让竺可桢感到对季风的研究和科(ke)普异常重要。

几年后的1931年夏季，全国各地水涝成灾，尤(you)其以长江流域为(wei)甚。面对几十(shi)年未有之大(da)洪水，《时事(shi)月报》特邀竺可桢和刘治华撰文解(jie)释(shi)。仅仅三年之后的1934年夏季，长江流域又因梅(mei)雨结束得异常偏早，产生了严重的旱情。短(duan)短(duan)三年间，长江流域接连出现的极端旱涝灾害，成为(wei)了当(dang)时中国气象研究上最为(wei)迫(po)切的中心问题。为(wei)此，竺可桢写下(xia)了《长江流域三十(shi)年未有之大(da)雨量及其影响》和《民国二十(shi)三年夏季长江下(xia)游干(gan)旱之原因》两篇论文予以解(jie)释(shi)。

这两年长江流域的极端旱涝均与梅(mei)雨的异常有关(guan)。在竺可桢看(kan)来“黄梅(mei)天之所以成，可以‘季风之影响’五(wu)字(zi)释(shi)之”。将季风如何影响中国降(jiang)雨解(jie)释(shi)明了，就能够回(hui)答(da)长江流域旱涝发(fa)生的原因。每年夏季“寒(han)冷之西北风与温暖而潮湿之东(dong)南风相遇”便会产生降(jiang)雨，又“以西北风渐向后退缩，东(dong)南风渐向前趋进时，其降(jiang)雨期遂生出迟早之不同”。1931年夏季长江流域之所以会有如此大(da)涝，原因既(ji)在于当(dang)年冷风异常强盛，迫(po)使温暖湿润的东(dong)南风无法顺利北上，造成梅(mei)雨长期盘踞在长江下(xia)游所致。

为(wei)了解(jie)释(shi)1934年长江流域夏季主旱的特殊情况(kuang)，竺可桢又从中国古(gu)籍里寻(xun)找历史上相似的情境。在此过程中，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里“舶䑲风云起，旱魃(ba)深欢喜”的记载引起了竺可桢的注意，通过解(jie)释(shi)这句话，竺可桢发(fa)现了季风强弱(ruo)与长江流域旱涝之间的关(guan)系。1934年的夏季，东(dong)南季风势力偏强，较之往年早半个月降(jiang)临，将盘踞在长江下(xia)游的梅(mei)雨天气一扫而空。原本要延续到七月初的梅(mei)雨提前半个月结束，从而造成了当(dang)年长江下(xia)游异常干(gan)旱。

可以说，为(wei)了解(jie)释(shi)1930年代初长江流域的极端旱涝事(shi)件，才(cai)有了竺可桢于1934年秋季写就的《东(dong)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》一文。

从季风之名的确定到对季风认(ren)识与研究的不断(duan)加深，以竺可桢为(wei)代表的气象学人(ren)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季风的研究并不能脱离时代与现实(shi)。中国气象事(shi)业的发(fa)展为(wei)季风研究提供(gong)了前提与基础，现实(shi)的极端旱涝灾害则又鞭策学者不断(duan)加深对季风的研究。正是因为(wei)拥有一批批志(zhi)愿中国气象事(shi)业且(qie)心怀百(bai)姓疾苦的学者，才(cai)有了季风研究的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