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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(dang)的二十届(jie)三中(zhong)全会要求，加强(qiang)和(he)改进(jin)未成年人权益保护，强(qiang)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(he)治理。近年来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(he)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的政法机关，通(tong)过用足用好公(gong)益诉讼检察职能，积极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。然(ran)而，在“全民触网”时代下，网络新业态发展的多跨性(xing)、风险性(xing)、趋(qu)利性(xing)，给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(gong)益诉讼带来了现实挑战。
一、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(gong)益诉讼面临的“五重(zhong)”困境
一是公(gong)共利益标准不(bu)明。有观点认为，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或国家亲权理论，只要涉及多数未成年人权益的，都属于“公(gong)益”范畴。也有观点认为，对(dui)于未成年人公(gong)益诉讼所保护的公(gong)共利益之范围边(bian)界，应秉持有特(te)定主体的法律观，聚焦(jiao)不(bu)特(te)定多数未成年人的利益。此(ci)外，检察机关提起公(gong)益诉讼多以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为前(qian)提，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(gong)益诉讼涉及个人信息(xi)保护、网络安全等新领域，为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利益，是否可以探索将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的潜在危险纳入公(gong)益诉讼范畴，前(qian)移(yi)预防端口，值得探讨(tao)。
二是因果关系(xi)认定较难。一些(xie)网络运营平(ping)台对(dui)不(bu)良信息(xi)筛查管理措(cuo)施不(bu)力，部(bu)分网络产品和(he)网络服务提供者故意规避法律相(xiang)关规定，在未设置时间、权限、消费等管理功能的情况下，提供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的产品和(he)服务等，此(ci)种生产端口和(he)不(bu)良信息(xi)流入的无(wu)秩序状态容易造成未成年人网络权益遭受侵害，要在混同情形下溯源公(gong)共利益受损的直接原因难度较大。
三是调查核(he)实难度大。网络公(gong)益诉讼调查对(dui)象主要包括网络数据、即时信息(xi)、电子设备等，具有多样、即时、海量的特(te)点，通(tong)常情况下跨平(ping)台、跨地域，甚至跨国境。而当(dang)前(qian)检察机关办理网络公(gong)益诉讼案件的调查核(he)实手段有限，除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(qu)得的情况下可以申请证据保全外，缺(que)乏查封、扣押等强(qiang)制性(xing)措(cuo)施，容易造成证据变更(geng)、转移(yi)、损毁、灭失。
四是监管职责边(bian)界模糊(hu)。互联网案件普遍具有跨地域性(xing)，企业注册地、主要营业地、服务覆盖地以及侵权行为地、侵害结果地各自分离(li)，检察机关开展公(gong)益诉讼常受行政监管属地原则限制，且涉及网信、公(gong)安、文旅、教育、出版、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督管理等多部(bu)门(men)，范围广、领域多，各部(bu)门(men)间的职责界限有待进(jin)一步厘(li)清。
五是侵权损害惩戒不(bu)足。因网络公(gong)益诉讼涉及未成年人人数众多，同一侵权行为可能造成不(bu)同损害结果。比如，向未成年人提供含有暴力、血腥(xing)、色情等不(bu)良信息(xi)的网络产品，可能造成未成年人心理偏差(cha)、行为模仿等，对(dui)心理受损严重(zhong)的未成年人需要及时给予心理修复和(he)行为矫治，目前(qian)针对(dui)上(shang)述问题尚缺(que)乏统一认定标准，难以确(que)定具体损失情况。实践中(zhong)，检察机关提起公(gong)益诉讼的请求主要集(ji)中(zhong)在停止侵害、排除妨害、消除危险、恢复名誉、赔礼道歉等方面，这些(xie)对(dui)网络侵权责任主体的惩戒性(xing)明显不(bu)足。
二、提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(gong)益诉讼案件办理质效的建议
一是采用“二分法”准确(que)界定未成年人网络公(gong)共利益受损范围。对(dui)于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保护，不(bu)仅要重(zhong)视补(bu)救已经受到损害的权益，更(geng)要关注可能受到损害的风险，防患于未然(ran)。一方面，民事(shi)公(gong)益诉讼的本质仍然(ran)是民事(shi)诉讼，检察机关作为公(gong)共利益代表(biao)人提起民事(shi)公(gong)益诉讼，虽享有原告权利，但并未打破原被(bei)告的平(ping)等诉讼地位(wei)，仍应遵(zun)循民事(shi)裁判原则。另一方面，行政公(gong)益诉讼的目的是促进(jin)行政机关全面依法履职，当(dang)行政机关怠于履职、消极履职使公(gong)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存在损害风险，为避免公(gong)共利益遭受更(geng)大的实际损害，检察机关可积极履行预防性(xing)监督之责。因此(ci)，可采取(qu)“二分法”从损害实害性(xing)、危险性(xing)两(liang)个维度，根(gen)据公(gong)益诉讼案件不(bu)同类型分别予以界定，即提起民事(shi)公(gong)益诉讼以未成年人公(gong)共利益受到实际损害为标准，提起行政公(gong)益诉讼以未成年人公(gong)共利益陷于损害危险为标准。
二是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确(que)定责任归属。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遵(zun)循，破解(jie)公(gong)共利益损害责任认定难题，也应当(dang)从有利于更(geng)好维护未成年人公(gong)共利益的角度出发。鉴于网络技(ji)术的专业性(xing)、复杂性(xing)，检察机关要证明未成年人公(gong)共利益受损与网络运营平(ping)台、网络产品提供者的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(xi)，常常面临着“以现有技(ji)术发展水平(ping)难以实现”的抗辩，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采取(qu)举证责任倒置也于法无(wu)据，但可以探索民事(shi)公(gong)益诉讼“优势证据”标准，以此(ci)降低(di)检察机关证明难度，最大化实现保护公(gong)共利益的目的。就未成年人行政公(gong)益诉讼而言，针对(dui)网络监管职能交叉、多头管理的问题，可按照(zhao)“确(que)立(li)+概括”原则，先从事(shi)项到部(bu)门(men)、从领域到部(bu)门(men)确(que)定具体行政职能部(bu)门(men)；若无(wu)法明确(que)，再(zai)根(gen)据概括原则向上(shang)溯源，将未成年人保护职责作为判断标准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法律明确(que)了行政机关具有未成年人保护职责，即便是未规定具体保护措(cuo)施，也可以将其作为公(gong)益诉讼监督对(dui)象。
三是从身(shen)份定位(wei)出发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强(qiang)制性(xing)调查核(he)实权。公(gong)益诉讼中(zhong)，检察机关既不(bu)能完全等同于普通(tong)原告，也不(bu)能完全脱离(li)原告身(shen)份行使法律监督权。为充分体现“公(gong)共利益代表(biao)人”的身(shen)份属性(xing)，确(que)保全面、客观收集(ji)公(gong)共利益受损的证据，从“法律监督者”的身(shen)份定位(wei)出发，建议在初查立(li)案阶段赋予检察机关查封、扣押等强(qiang)制性(xing)调查核(he)实权。同时，应当(dang)建立(li)调查核(he)实惩戒机制，对(dui)责任主体应当(dang)配合调查而拒不(bu)配合的，应明确(que)要求其承担相(xiang)应法律责任。如果违法主体故意隐瞒、转移(yi)证据或证据损毁、灭失后，经恢复不(bu)影响违法事(shi)实认定的，可视程度对(dui)其予以批评训诫、信用降级、行政处罚等；若证据无(wu)法恢复，但损害后果持续存在的，可以降低(di)证明标准，辅以其他证据直接认定违法主体的违法事(shi)实，确(que)保公(gong)共利益及时止损。
四是借鉴域外经验引入网络侵权惩罚性(xing)损害赔偿。惩罚性(xing)损害赔偿具有补(bu)偿、惩罚、遏制等功能，该制度在域外被(bei)普遍采用。为解(jie)决当(dang)前(qian)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中(zhong)，责任追究虚化、惩罚弱(ruo)化的问题，可积极探索引入网络侵权惩罚性(xing)损害赔偿。一方面，规范惩罚性(xing)赔偿适用情形，明确(que)侵权赔偿的标准和(he)计算方式，将惩罚性(xing)赔偿作为检察机关提起涉网未成年人民事(shi)公(gong)益诉讼的一项重(zhong)要请求权，以此(ci)加大违法主体的行为成本。另一方面，建立(li)完善惩罚性(xing)损害赔偿金监管机制，通(tong)过设立(li)专门(men)账户、确(que)定修复方式、监管使用情况等，促进(jin)受损未成年人公(gong)共利益的恢复保护，从而实现惩罚与修复的双重(zhong)目的。
（来源：检察日报，作者单(dan)位(wei)：重(zhong)庆(qing)市人民检察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