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原遗址出土的(de)“胐”刻辞甲骨。　　陕西省考古研(yan)究院供图

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(de)三件一组的(de)箍口鼎。　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(yan)究所供图

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出土的(de)永乐青(qing)花大盘。　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(yan)究院供图

“万年下汤远古村落的(de)图景是怎(zen)样的(de)”“武王墩一号墓墓主人是谁”……日前，“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”在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·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”上揭晓，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(shi)代遗址、浙江仙居(ju)县下汤新石器时(shi)代遗址、甘(gan)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、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、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战国晚期一号墓、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6个项目入选。这些项目时(shi)代跨度从旧石器时(shi)代到明清时(shi)期，展现了我国考古工作发掘与研(yan)究并重等(deng)特(te)点，刷新了相关历(li)史认知。

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(shi)代遗址

勾勒长白山远古人类之家面貌

残(can)雪(xue)还在，体型不同的(de)动(dong)物正在活动(dong)……这是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(jiao)授徐(xu)廷在汇报(bao)和龙大洞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时(shi)展示的(de)一张图，将大家的(de)目光拉回至数万年前。

和龙大洞遗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(xian)族自治州和龙市崇(chong)善镇大洞村，坐落在长白山东麓，图们江与红旗河(he)交汇的(de)玄武岩熔岩台地之上，是目前东北亚地区规模(mo)最大的(de)旧石器时(shi)代晚期旷野遗址，年代距今5万至1.5万年，文化层分为3个阶段。

“经过(guo)连续4年的(de)主动(dong)性考古发掘，目前为止，出土石制品及动(dong)物化石2万余件。”徐(xu)廷说，“其中，出土了东北亚最早的(de)压制细石叶(ye)技术产品和刃部磨光石器，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(de)带刻划痕迹骨片和石雕塑，发现了可能与古人类居(ju)住相关的(de)石圈遗迹以及对于动(dong)物骨骼的(de)利用行(xing)为。”

距今5万年至3万年，这里就开(kai)始(shi)使用黑曜岩原料制作石制品，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早开(kai)发利用黑曜岩原料的(de)遗址之一。“黑曜岩原料的(de)来源主要是长白山，但也有少量(liang)外来原料。”徐(xu)廷说，“值(zhi)得注意的(de)是，这一时(shi)期发现了大量(liang)哺乳动(dong)物化石，保存状况(kuang)较好，可鉴定种属包括鹿、野牛、野马等(deng)。另(ling)外在1件长骨碎片表面清晰可见浅线条刻划痕迹，将骨片分为上下两部分，是目前东北亚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(de)线雕骨器。”

距今2.8万年至2.4万年，已经采用压制法进行(xing)剥片，是目前东北亚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(de)采用压制法剥制细石叶(ye)的(de)遗址之一。“2024年，我们还发现了一组人工石圈遗迹，初步分析(xi)应(ying)为古人类简易棚屋遗存。”徐(xu)廷说。

时(shi)间来到距今1.7万年至1.5万年，包括楔形、船形等(deng)多种类型的(de)细石核和压制剥片的(de)石叶(ye)石核等(deng)，预制精细，形态稳定，工具以雕刻器、端刮器为主，标准化程度高。此外，该阶段发现的(de)赤铁矿材质的(de)石雕塑以及疑似(si)石容器残(can)片，均是同时(shi)期东北亚地区同类遗存中最早的(de)。

徐(xu)廷表示，和龙大洞遗址拥有中国长白山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年代最早、最清晰的(de)旧石器时(shi)代晚期文化序(xu)列。“石制品形态规整、制作精美(mei)、技术成熟，是开(kai)展石器技术、功能研(yan)究的(de)绝佳载体。此外，线雕骨制品、疑似(si)棚屋、局部磨光石器石质雕刻品等(deng)遗迹遗物的(de)发现也是古人类技术革新、文化发展的(de)重要见证。”

专家表示，和龙大洞遗址考古发现不断刷新学界关于旧石器时(shi)代晚期东北亚古代人群生产生活方式的(de)既(ji)有认识，对于探讨东北亚史前文化演化与互动(dong)、人群扩散与环境适(shi)应(ying)以及细石叶(ye)技术的(de)起(qi)源等(deng)关键学术问(wen)题具有重要价值(zhi)。

浙江仙居(ju)县下汤新石器时(shi)代遗址

初步呈现万年下汤远古村落的(de)图景

“作为稻作文明摇篮(lan)的(de)长江流域(yu)，从河(he)姆渡文化的(de)发现，到湖南彭头(tou)山、八(ba)十垱等(deng)遗址的(de)发掘，再到21世纪初上山文化的(de)石破天惊，不断刷新人们对长江流域(yu)史前历(li)史的(de)认知。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(yan)究所研(yan)究馆员仲召兵的(de)汇报(bao)从下汤遗址开(kai)展考古发掘的(de)学术背(bei)景说起(qi)，“上山文化的(de)发现，明确展示了万年之际，人类定居(ju)与水稻栽培的(de)紧密结合和同步跨越。”

近年，上山文化在稻作农业溯源演进，衢州皇(huang)朝墩、澧县李家岗在早期水稻田体系等(deng)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。“但是，早期稻作文化遗址面临的(de)一个关键问(wen)题是：因发掘面积小、保存状况(kuang)差等(deng)原因，其聚落形态成为我们深入认识其社会结构的(de)制约，需要选择典(dian)型遗址进行(xing)‘解剖(pou)麻雀’的(de)探索。下汤遗址就是在这一背(bei)景下开(kai)展工作的(de)。”仲召兵说。

下汤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(ju)县，是目前上山文化中分布最南端的(de)遗址。遗址四面环山，东西临水，发现于1984年，面积约3万平方米，目前已累计考古发掘面积达2250平方米，发现了壕(hao)沟、人工土台、器物坑、房(fang)址、食物加工场所、红烧土“广场”、沟渠等(deng)遗迹，出土上山文化时(shi)期遗物400余件，初步呈现了万年下汤远古村落的(de)图景。

首都师范大学历(li)史学院教(jiao)授戴向明点评表示，这一遗址全景式地展现了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(de)丰富场景。

遗址文化层堆积厚达2.5米，包括上山文化、跨湖桥文化、河(he)姆渡文化、好川文化四大阶段，纵贯新石器时(shi)代的(de)始(shi)终。

考古发掘通过(guo)多学科合作研(yan)究揭示出更(geng)多的(de)细节。据介(jie)绍，下汤遗址植物遗存的(de)分析(xi)结果显示：下汤遗址整个新石器时(shi)代利用的(de)主要植物资源为水稻，果实是重要的(de)补充性资源。在杂草(cao)组合方面，莎草(cao)科在上山至河(he)姆渡阶段占据着主导地位，到了好川时(shi)期藜属的(de)大量(liang)出现才改变这一格局。“这或(huo)许暗示了作物种植策略的(de)某种变化。而相关分析(xi)则显示，上山阶段就已达到了较高的(de)驯化率。”仲召兵说。

专家表示，下汤遗址是我国万年文化史的(de)重要实证，为研(yan)究区域(yu)文化演变和万年稻作农业史提供了连续性的(de)新材料；它展示了上山文化时(shi)期土台林立的(de)全新聚落格局和社会组织结构，是中国新石器时(shi)代早期遗址中聚落要素最为完(wan)备、结构最为清晰的(de)定居(ju)村落之一，为研(yan)究我国南方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(de)形成提供了极(ji)其重要的(de)样本(ben)。

甘(gan)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

展现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发展水平

从地理位置上看，寺洼遗址位于甘(gan)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。遗址西靠九龙山，面向洮河(he)，遗存主要分布在山前平缓坡地上，发现有马家窑文化、齐家文化、寺洼文化以及辛店文化遗存，面积约200万平方米。

“1924年，安特(te)生首次发现该遗址，1945年夏鼐在此开(kai)展考古发掘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(yan)究所副研(yan)究员郭(guo)志委说，“2018年至2024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(yan)究所、甘(gan)肃省文物考古研(yan)究所联合对寺洼遗址进行(xing)了7次发掘，揭露面积近4000平方米，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。”

郭(guo)志委介(jie)绍，马家窑文化是仰韶(shao)文化的(de)继承者和发扬者，以高水平专业化彩陶生产、交换(huan)和贸易为特(te)色，重视商业和城市的(de)发展，创造了史前彩陶艺术的(de)巅峰，孕育了西部诸多考古学文化，开(kai)辟了东、西方交流的(de)早期通道。它作为黄河(he)上游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，涉(she)及地域(yu)广、影响范围大，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。“寺洼遗址的(de)考古发现，首次确认了马家窑文化高等(deng)级、中心性聚落。该聚落是目前已知规模(mo)最大、内涵最丰富、级别最高的(de)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。”

从考古收获来说，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首次发现史前时(shi)期三重近方形布局的(de)大型“围壕(hao)（沟）”，其始(shi)建和主要使用年代为马家窑类型时(shi)期，距今约5000年，是国内已知最早的(de)多重近方形“围壕(hao)（沟）”结构。“此外，还发现近百(bai)座房(fang)址、大量(liang)灰坑和窖穴、十余座陶窑及数座墓葬，另(ling)有疑似(si)‘道路(lu)’和大面积‘人工堆土’的(de)线索，体现出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的(de)丰富内涵。”郭(guo)志委说，“‘围壕(hao)’内侧发现多处手工业生产生活区，凸(tu)显出手工业生产在马家窑社会中的(de)独特(te)地位。制陶区布局新颖，很可能是区域(yu)性制陶中心。”

中国人民大学历(li)史学院教(jiao)授韩建业表示，马家窑文化被发现距今已有百(bai)年，但人们对马家窑文化仅知大概时(shi)空框架，其聚落形态、社会组织、文明进程模(mo)糊不清。寺洼遗址的(de)发掘，对于完(wan)善马家窑文化的(de)年代分期谱(pu)系、深入了解其手工业状况(kuang)和对外扩散动(dong)因有重要价值(zhi)。它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(de)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，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(yan)究中黄河(he)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(shi)期的(de)空白，极(ji)大丰富了中华文明起(qi)源和早期发展的(de)内容及模(mo)式。

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

为判断其为灭商前周人都邑提供了关键证据

“古公亶父(fu)，来朝走马。率西水浒，至于岐下。”《诗(shi)经·大雅》记录了周人迁岐的(de)故事，此处“岐下”即为岐山之南的(de)周原地区。自此，周人在岐下生产生活，步步壮大，为周的(de)兴盛与伐(fa)商，奠(dian)定了基础。

周原遗址位于陕西岐山、扶风两县北部交接(jie)处，是从先周时(shi)期开(kai)始(shi)一直延续整个西周时(shi)期的(de)一处大型都邑聚落，是周王朝崛起(qi)和建立后最重要的(de)遗址。从1942年起(qi)，几代考古人接(jie)续探索，逐步揭开(kai)该遗址的(de)神(shen)秘面纱，让历(li)史记载得到了考古的(de)呼应(ying)。1982年，周原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陕西省考古研(yan)究院院长种建荣介(jie)绍，为进一步揭示周原遗址商周时(shi)期聚落结构，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(yan)究院、北京(jing)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(yan)究所，联合对周原遗址进行(xing)了考古发掘，以寻(xun)找墙垣体系与先周文化大型建筑为重点，通过(guo)“大范围追踪性钻探”与“重点部位针对性发掘”，实现了聚落考古的(de)重要突破，取得了一系列考古成果——发现了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群以及西周时(shi)期宫城、小城、大城三重城墙，出土了200余片卜甲、卜骨，初步辨(bian)识出刻辞180字，这些甲骨文涉(she)及天文历(li)法、历(li)史地理等(deng)方面，对解开(kai)相关历(li)史谜题有着极(ji)高的(de)学术价值(zhi)。

建筑遗址是记录文明的(de)载体，也是认识文明的(de)维度。“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的(de)发现，填补了以往(wang)周原遗址先周时(shi)期高等(deng)级遗迹的(de)空白。通过(guo)一系列考古证据可以判定，周原遗址就是古公亶父(fu)迁岐之地。”种建荣说，“三座城垣的(de)发现，揭示了周原都邑的(de)空间结构和布局，将以往(wang)零散的(de)大型建筑、铜器窖藏、墓葬等(deng)纳入了不同层次的(de)城市空间。这是周原遗址和西周都邑结构与形态的(de)重大突破。”

值(zhi)得关注的(de)是，出土的(de)甲骨中，卜甲、卜骨共(gong)存，背(bei)甲多、腹甲少，文字方向多样。“从内容上来说，包括周王‘呼令(ling)’诸侯等(deng)。首次发现月相名‘朏’，这证实了传世文献记载的(de)可靠性，对于研(yan)究早期月相与历(li)日、复(fu)原西周年代等(deng)问(wen)题有重要价值(zhi)。此外，首次在甲骨文发现的(de)‘秦(qin)人’刻辞，是迄今对秦(qin)的(de)最早记载。”种建荣说。

专家表示，先周时(shi)期大型夯土建筑群的(de)发现，为判断周原遗址为灭商前周人都邑提供了关键证据。周原大城、小城、宫城三重城墙的(de)发现，特(te)别是宫城南门与大城东门的(de)发掘，不仅促进了对周原聚落形态与性质的(de)认识，更(geng)提供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或(huo)缺的(de)研(yan)究资料。

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战国晚期一号墓

墓主人初步确定为战国晚期的(de)楚考烈王

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镇，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的(de)高等(deng)级大型墓地。“2020年，武王墩考古工作启动(dong)。前期勘探100万平方米，基本(ben)摸清陵园布局……2024年11月至12月，拆解提取木椁室(shi)椁墙及底板，清理墓坑底部。”安徽省文物考古研(yan)究所馆员方玲介(jie)绍了从2020年至今的(de)考古发掘工作。

这期间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(yan)究所协调国家文物局考古研(yan)究中心、厦门大学、山东大学等(deng)考古机构、高校参与，开(kai)展武王墩主墓（一号墓）的(de)考古工作，对其进行(xing)了发掘，确认该墓为一座大型的(de)“甲”字形竖(shu)穴土坑墓，由封土、墓道、墓圹、椁室(shi)（棺室(shi)、边室(shi)）组成。

据方玲介(jie)绍，武王墩一号墓的(de)木椁室(shi)，是考古发掘首见的(de)结构完(wan)整的(de)九室(shi)多重棺椁，是讨论战国时(shi)期楚王棺椁分室(shi)制度和多重棺椁的(de)重要样本(ben)；一号墓的(de)棺椁所用木材上均写有墨书文字，格式大体一致，内容存在差异，是目前发现数量(liang)最多、等(deng)级最高、内容最丰富的(de)楚国墨书文字；一号墓还出土了基本(ben)完(wan)整的(de)礼容器、礼乐器组合，是讨论楚王丧葬礼制中“器用制度”的(de)重要资料。

“其中，出土的(de)九件束腰平底升鼎与八(ba)件铜方座簋搭配，构成了九鼎八(ba)簋最高等(deng)级的(de)器用组合。此外，目前已在礼容器的(de)内容物中鉴定出动(dong)物遗存17种、植物遗存13种，动(dong)植物遗存保存状况(kuang)良好，为了解楚国丧葬祭祀活动(dong)中的(de)鼎实制度、楚国生业经济、饮食情况(kuang)提供了重要资料。”方玲说，“乐器面貌与战国早、中期高等(deng)级楚墓相比变化较大，大型组合编钟被数量(liang)庞大的(de)丝(si)竹(zhu)类乐器取代，生动(dong)呈现了战国时(shi)代楚国礼乐文化的(de)发展演变。”

数据显示，经过(guo)近五(wu)年的(de)考古发掘与近半年的(de)资料整理工作，武王墩一号墓编号文物已过(guo)1万件，数量(liang)十分庞大，种类包罗万象。其中，武王墩一号墓中出土的(de)文物中，有大量(liang)非楚国文化因素的(de)器物，比如以铜豆、铜圆壶为代表的(de)三晋文化器物，以漆木耳杯为代表的(de)秦(qin)文化器物等(deng)。这些文物生动(dong)地反映出了战国时(shi)代各(ge)区域(yu)文化间的(de)密切交流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(de)生动(dong)体现。

武王墩一号墓是经科学发掘的(de)迄今规模(mo)最大、等(deng)级最高、结构最复(fu)杂的(de)大型楚国高等(deng)级墓葬，墓主人是谁？据方玲介(jie)绍，综合墓葬规模(mo)、棺椁结构、出土器物风格与组合、古文字资料、人骨初步鉴定结果、历(li)史文献等(deng)资料，初步确定一号墓墓主人是战国晚期迁都寿春的(de)楚考烈王熊元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(yan)究所研(yan)究员徐(xu)良高表示，武王墩墓的(de)考古发现为研(yan)究战国晚期楚国高等(deng)级陵墓制度，以及楚国东迁后的(de)历(li)史文化，提供了系统性的(de)考古资料。

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

揭示了明清两代御窑厂的(de)历(li)史变迁

位于江西的(de)景德镇因瓷而生，因瓷而名。其域(yu)内分布有大量(liang)瓷窑址遗存，这些遗存描绘了当时(shi)的(de)瓷业发展面貌。

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(yan)究院副研(yan)究馆员李兆云介(jie)绍，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2024年度考古发掘涉(she)及14个遗址点，分别关注镇区瓷业发展、原料来源产区、燃料来源产区、道路(lu)交通网络、多元宗教(jiao)信仰等(deng)方面，具体包括御窑厂遗址、落马桥遗址、高岭瓷土矿遗址、东埠明清码头(tou)和古街、建溪码头(tou)、刘(liu)家下弄、泗王庙等(deng)，发掘面积超(chao)过(guo)2000平方米，遗存时(shi)代从南宋晚期到近现代。

目前为止，各(ge)发掘点均取得重要收获——御窑厂遗址、落马桥遗址和观音阁(ge)窑址的(de)考古发掘，揭示了明清两代御窑厂的(de)历(li)史变迁和南宋至近代镇区民窑的(de)发展脉(mai)络；原料产区和燃料产区是景德镇地区此类遗存首次进行(xing)的(de)科学考古发掘。其中高岭瓷土矿遗址的(de)发掘，发现了3期与瓷土开(kai)采加工相关的(de)实物遗存；刘(liu)家下弄、詹家下弄、狮子下弄道路(lu)交通网络的(de)考古发掘，揭示了景德镇因瓷业发展导致的(de)城市变迁；泗王庙、天后宫和清真(zhen)寺的(de)发掘，说明因瓷业发展，区域(yu)间的(de)文化交互加强，因而产生了多元的(de)宗教(jiao)信仰。

值(zhi)得一提的(de)是，建溪河(he)是景德镇窑柴的(de)重要产区，通过(guo)对建溪码头(tou)和樟村坞码头(tou)的(de)发掘，揭示了码头(tou)的(de)建筑结构。“窑柴供应(ying)地的(de)扩大实证明清以来景德镇瓷业的(de)持(chi)续兴盛。”李兆云说。

李兆云表示，通过(guo)此次考古发掘，首次考古证实了景德镇的(de)城市布局；证实了宋朝景德镇全镇区已经存在广泛瓷器生产，同时(shi)从宋代至清初因瓷器生产和窑业垃圾填埋导致前街（中山路(lu)）以西江滩的(de)地貌变化情况(kuang)；厘清了从宋到清的(de)瓷业手工业发展不同阶段在景德镇的(de)变化情况(kuang)，尤其是明代中期到晚期和清代前期的(de)两次社会大分工，实现了瓷器生产内部的(de)分工和原料加工外迁以及产品销售的(de)分工；进一步证实御窑技术对景德镇瓷器生产在明代晚期后的(de)深刻影响：带动(dong)了景德镇瓷器生产技术的(de)整体提高，为景德镇成为“瓷都”奠(dian)定了技术基础。

专家表示，上述发现可为研(yan)究600余年间景德镇瓷业面貌、聚落扩展、城市结构与管理、人群组成和信仰、原料开(kai)采与加工运(yun)输、景德镇市内手工业分工与形态的(de)变化、御窑和民窑的(de)关系、市场需求对景德镇产品的(de)影响等(deng)内容提供第一手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