亚当·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东部海(hai)岸的柯科迪。他父亲也叫亚当，是一位律师，在斯密出生前六个月就去(qu)世了。他的母亲（玛(ma)格丽特）没有再婚，在她的漫漫人生中，亚当是她挚(zhi)爱(ai)的儿子，她卒于1788年，只比亚当早两年。斯密第一本传记的作者杜格尔德(de)·斯图尔特认识斯密，掌握的信息比其他人多。这(zhe)位作者说亚当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，得到了母亲的悉(xi)心照料，而(er)亚当也穷其一生尽心尽责地(di)回报了他母亲。

他约8岁时进(jin)入当地(di)学校读书，并从一位新来(lai)的严苛而(er)热忱的男老师那里受(shou)益良多。斯密1737年进(jin)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，年仅14岁，但在那时候这(zhe)个年龄上大学并非异(yi)乎寻(xun)常。他在中学期间已熟知(zhi)古希腊与古罗马(ma)文(wen)化，以至于他实际上可以免修(xiu)那些初阶的拉丁(ding)语、希腊语课(ke)程。在格拉斯哥，斯密师从当时的一些知(zhi)名学者。他最重要(yao)的老师是伦理(li)学教(jiao)授弗朗西斯·哈奇森。在他临终前的一封信中，斯密盛赞了哈奇森作为一名教(jiao)师和哲学家的品质，尽管斯密在《道德(de)情操论》一书中公开(kai)反对哈奇森关于慈善和道德(de)感(gan)的观点。

1740年，斯密获得斯内尔奖学金(jin)（该奖学金(jin)至今(jin)仍在），到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，直至1746年。他并不是因为被这(zhe)个教(jiao)育机会吸引而(er)去(qu)学习的，实际上他在《国富论》中抨(peng)击(ji)了该学院的教(jiao)学质量和教(jiao)师水(shui)平。他似乎在那儿都是自学。自学的内容大致包括继续研究科学、培养语言技巧，继而(er)如杜格尔德(de)·斯图尔特所猜测的，发展到“研究与人性相关的所有领域，尤其是人类政治史”（《生平》第271页）。可以基本肯定，他那时读过大卫·休谟的《人性论》，休谟后来(lai)成为他最好的朋友。

他于1746年回到苏格兰，和母亲一起住在柯科迪，1748年搬(ban)去(qu)了爱(ai)丁(ding)堡。在爱(ai)丁(ding)堡，受(shou)恩于亨(heng)利·霍姆的帮助，他被聘请去(qu)教(jiao)修(xiu)辞学，后来(lai)可能还教(jiao)法律、哲学等课(ke)程。亨(heng)利·霍姆后来(lai)任法官时被封为卡(ka)姆斯勋爵。斯密所教(jiao)的这(zhe)些课(ke)程内容现在没有记录留存下来(lai)。当时这(zhe)些课(ke)深受(shou)欢迎，他受(shou)邀反复教(jiao)授这(zhe)些课(ke)。或许(xu)是因为授课(ke)的成功(gong)，但更关键的是伊莱伯爵阿奇博尔德(de)·坎贝尔（后为阿盖尔公爵）的支(zhi)持，斯密于1751年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教(jiao)授。

《亚当·斯密》内页。

阿盖尔可以对许(xu)多学术职位插上一手，他运用其任免权来(lai)激励那些倾(qing)向于使苏格兰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人。逻辑学教(jiao)授还有另一位候选人。尽管选择(ze)斯密毫无争议(yi)，但他的竞争者（乔治·缪尔黑德(de)）也是一位才华横(heng)溢(yi)的学者，后来(lai)成为东方语言学教(jiao)授，去(qu)了格拉斯哥的人类学系。1752年斯密被聘为道德(de)哲学教(jiao)授，没有竞争对手，他在这(zhe)个职位上又工作了十二(er)年，直到他结(jie)束大学学术生涯(ya)。

斯密教(jiao)过很多科目。除(chu)了哲学和法学外(wai)，他也教(jiao)授历史、文(wen)学和语言。他的学生们所记的修(xiu)辞学和语言学系列课(ke)堂笔记已经被发掘出来(lai)并出版了，还有两套内容广博的法学课(ke)笔记也出版了。斯密做(zuo)的是口头演讲，因此这(zhe)些笔记不仅相互大量重复，而(er)且成为他主旨观点的可靠书面记录。由于他“在文(wen)学领域公认的声望，尤其是他这(zhe)些年来(lai)在该校教(jiao)授法学深受(shou)欢迎”，1762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(yu)他法学博士。

斯密出版了两部巨著，他在格拉斯哥执教(jiao)时就已播下了这(zhe)两本书的种子。《道德(de)情操论》最初现世于1759年，他一生中做(zuo)了六次修(xiu)订(ding)。最后一版，包括增补内容，完成于他去(qu)世的那一年（1790）。这(zhe)些修(xiu)改变化表明，斯密在发表他第二(er)部巨著《国富论》（1776年出版）之时和之外(wai)，仍持之以恒地(di)致力于道德(de)哲学研究。尽管彼时斯密已经离开(kai)格拉斯哥，从他学生的笔记中可以很明显地(di)看到，在格拉斯哥的课(ke)堂里他已经在构思书中的一些重要(yao)主题，比如劳动分工。他的学生、后来(lai)是他同事的约翰·米勒证(zheng)实了这(zhe)一点。据约翰·米勒回忆，斯密讲过“那些赖(lai)以谋生的行业，以及(ji)促进(jin)财(cai)富积累的行业，使法律和政府发生了相应的进(jin)步或改变”（见《生平》第275页）。

斯密1764年离开(kai)格拉斯哥大学，但他并非从此与该校断了联系，1787年他被选为该校的荣誉校长。在致谢信中，他声称记忆中的执教(jiao)生涯(ya)是“人生中迄今(jin)最有益，也是最快乐、最荣耀(yao)的时期”（《书信集》第309页）。斯密离开(kai)格拉斯哥是因为他应聘去(qu)了薪资更高的职位，给18岁的巴克卢公爵当家庭教(jiao)师兼同伴。他是通过公爵的继父查尔斯·汤森德(de)获得这(zhe)一职位的。

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将年轻(qing)的公爵带到法国，他们住在图卢兹，但他们在那度过的时光鲜为人知(zhi)。可知(zhi)的是，他们还在日内瓦住过一阵子。斯密在那儿遇见了最有名的法国作家弗朗索瓦·马(ma)里·阿鲁埃（伏(fu)尔泰），他住在附近的弗尼，斯密对他评价(jia)很高。斯密还到访过巴黎(li)，经引荐(jian)，与许(xu)多法国启蒙运动的文(wen)化人士交际往来(lai)，其中有些是女士。在这(zhe)些人中，他遇到了经济学家安—罗伯特—雅克·杜尔哥和弗朗索瓦·魁奈。后来(lai)他曾(ceng)感(gan)谢魁奈帮助他获得有关法国税务的信息（《书信集》第286页）。魁奈是一个思想家团体（重农学派）的领袖，其主要(yao)观点是农业是经济稳(wen)定的基石。斯密十分熟悉(xi)重农学派的观点。魁奈送给斯密一本他所著的《重农主义》（1767）的影印(yin)本，斯密在《国富论》里评价(jia)他是一位“别出心裁而(er)又深刻的作者”（《国富论》第672页）。但是，斯密深为反对他们的理(li)论体系。要(yao)说这(zhe)些会面、信件(jian)对构建斯密自己的研究分析具有决定性作用，是夸大其词了。

由于和他们一起住在法国的他学生的兄弟于1766年不幸去(qu)世，斯密的家庭教(jiao)师工作因此中断。尽管家教(jiao)生涯(ya)短(duan)暂，但斯密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补偿（300英镑），这(zhe)使他不必再忧心于生计。他回到苏格兰，重新回到他母亲在柯科迪的家中，在那里，斯密1780年回忆时说道，他利用那段安静(jing)祥和的时光写成了《国富论》。1777年，他搬(ban)到爱(ai)丁(ding)堡（带着他母亲一起），再次在巴克卢的帮助下成为一名海(hai)关专员。这(zhe)一职位薪水(shui)颇丰，斯密得以在一所牢固的房(fang)子里安家落户，尽管这(zhe)房(fang)子不在时髦的新城(cheng)区（休谟已经搬(ban)到了这(zhe)里），而(er)是在老城(cheng)区的修(xiu)士门地(di)区。这(zhe)份工作不是一份闲差，斯密过于认真(zhen)负责地(di)履行职责，以至于他认为这(zhe)份工作妨碍了他创作“文(wen)学作品”，尽管说这(zhe)话可能有点违心（《书信集》第253页）。

这(zhe)些作品包括《国富论》和《道德(de)情操论》的修(xiu)订(ding)版。此时，他还试图完成另外(wai)两部手稿。其中一部内容是“关于不同类别文(wen)学、哲学、诗歌和修(xiu)辞法的哲学史”，另一部是“关于法律和政府的理(li)论和历史”（《书信集》第287页）。最终他放(fang)弃(qi)了。这(zhe)些手稿的内容已不为人知(zhi)。斯密要(yao)求他的遗嘱执行人毁(hui)掉他的纸稿。然而(er)，他也的确允(yun)许(xu)过出版其中的一小部分，即1795年他去(qu)世后出版的《哲学论文(wen)集》。

虽(sui)然丢(diu)失(shi)了一些素材，但他已出版的著作至今(jin)仍广为流传，足以用来(lai)对斯密这(zhe)位作者进(jin)行评价(jia)。但评价(jia)斯密这(zhe)个人就不敢这(zhe)么放(fang)言了。他不是个勤于写信的人，评价(jia)他的人品主要(yao)得靠他人的说辞。杜格尔德(de)·斯图尔特所著的《生平》里写得最多。斯图尔特观察认为，可以打包票说斯密的“个人价(jia)值观”是“信任、尊敬和爱(ai)戴，他与一生中所有亲朋好友相处时均(jun)如此”。他有“许(xu)多怪癖”，言外(wai)之意，可能是有些不讨喜，只有他的“知(zhi)心朋友”才能欣赏到“他言语中无以言表的魅力”，以及(ji)“他毫不做(zuo)作的质朴内心”（《生平》第329页）。

随着斯图尔特的进(jin)一步描(miao)述，一幅画像徐徐展开(kai)：这(zhe)是一个性格内向、沉默寡言的男人，在公共场合往往心不在焉、缄口无言。至于他的外(wai)表，斯图尔特只能说“没什么不寻(xun)常”，但专门加上了一句，说詹姆斯·塔西制作的侧像圆牌“传神地(di)表现出他的外(wai)形(xing)”（《生平》第329页）。斯密从未坐着让人画像（这(zhe)本身在他的朋友中就不常见），除(chu)去(qu)塔西的作品外(wai)，现存只有一幅约翰·凯所作的程式化的纪念版画。格拉斯哥大学的雕塑(su)是19世纪“凭想象(xiang)制作的”，现在爱(ai)丁(ding)堡的这(zhe)座（2008）亦(yi)如此。

斯密时代的苏格兰

斯密身处什么样的社会？所有的时代都可以说是变革的时代，尽管这(zhe)是句陈词滥调，但它的确符合18世纪苏格兰的情况。

斯密出生前发生了一系列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(jian)，这(zhe)些事件(jian)影响(xiang)深远(yuan)，他一直生活在这(zhe)些事件(jian)的影响(xiang)之下。事件(jian)起因于17世纪晚期。那时，苏格兰有自己的议(yi)会，但一直运转不佳(jia)，在“达里恩计划”（议(yi)会试图将苏格兰发展为殖民强国）毁(hui)灭(mie)性破产以及(ji)与英格兰贸易争端等背景(jing)下，英格兰与苏格兰于1707年成立联合议(yi)会。此次联合是在英国人诱骗下苏格兰一些领袖人物的背叛之举，还是出于“摆脱”眼前窘迫困境(jing)之需，至今(jin)仍然是一个有争议(yi)的学术（和政治）问题。

《联合条约》赋予(yu)苏格兰人小部分直接政治权力（仅有上议(yi)院16个席位和下议(yi)院约8%的补充席位）。但该条约允(yun)许(xu)苏格兰保留自己的法律体系、宗教(jiao)管理(li)方式（苏格兰教(jiao)会）和教(jiao)义。这(zhe)些例(li)外(wai)规(gui)定非常重要(yao)，因为这(zhe)意味着对大多数人而(er)言，最直接的事务仍然掌握在苏格兰人手里。没有了议(yi)会，律师成了关键人物。律师们代表他们的主顾，特别是像阿盖尔公爵这(zhe)样的人物，实际上控制了苏格兰的运转。

安妮(ni)女王于1714年去(qu)世，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传给了汉(han)诺威的乔治。这(zhe)次王位继承是《联合条约》里预(yu)订(ding)的，因为该条约第二(er)款规(gui)定，如果安妮(ni)正常死亡，那么君主之位应传给汉(han)诺威的索菲亚及(ji)她的“新教(jiao)徒(tu)”继承人。该条款重申了1689年协定的内容。这(zhe)份文(wen)件(jian)由威廉和玛(ma)丽增订(ding)而(er)成，此后又被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二(er)世/七世废黜(chu)/放(fang)弃(qi)，该文(wen)件(jian)规(gui)定天(tian)主教(jiao)徒(tu)不可接任王位。乔治符合条件(jian)，因为他与第一任斯图亚特国王（詹姆士一世和六世）的孙女结(jie)了婚，他是关系最密切的新教(jiao)徒(tu)。汉(han)诺威继承王位对苏格兰有极(ji)其重要(yao)的政治影响(xiang)。

《真(zhen)正的亚当·斯密》（2016）海(hai)报。

一些受(shou)过良好教(jiao)育、具有专业技能的苏格兰人写了许(xu)多著作，涉及(ji)的领域十分广泛，形(xing)成了“苏格兰启蒙运动”（正如现在所知(zhi)），他们都是汉(han)诺威人。这(zhe)不仅仅意味着支(zhi)持现行体制，因为这(zhe)种支(zhi)持彰显出他们对詹姆士党的反对。詹姆士党人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支(zhi)持者，18世纪上半叶经常爆发反对新王朝的活动。反抗活动频繁爆发，表明汉(han)诺威的继承权并非高枕无忧。

1715年和1745年发生了两次最严重的叛乱(luan)。1715年的叛乱(luan)利用了公众积累的对成立联合王国后无所获益的不满，获得了广泛支(zhi)持。1745年的叛乱(luan)最初对英国造成了较大的威胁，小王位觊觎者“英俊王子”查理(li)的军队向南最远(yuan)打到英格兰的德(de)比，距离伦敦120英里。詹姆士党人一开(kai)始的军事胜利没有得到苏格兰人民的普遍支(zhi)持，很快形(xing)势就反转了。在克劳顿战役（1746）击(ji)溃叛军之后，当局有意采取措施破坏苏格兰高地(di)的政治独立。

斯密身处英格兰，远(yuan)离这(zhe)片纷乱(luan)，在克劳顿战役后才回到柯科迪。毫无疑问，他是忠(zhong)于汉(han)诺威政权的。在《国富论》中，他主要(yao)以苏格兰高地(di)为例(li)，说明不发达经济体和老套法律体系的情况。他明确地(di)提到洛希尔的卡(ka)梅伦，说他没有法律授权却可以“对他的人民进(jin)行刑事管辖”（《国富论》第416页）。这(zhe)不是说他这(zhe)个人恶(e)毒或喜怒无常，而(er)是说由于经济和基础设施未得到改良，因而(er)没有统(tong)一和有效(xiao)的法律体系。

联合背后的动因之一是，苏格兰需要(yao)获准自由进(jin)入英格兰市场。意识到他们的经济比英格兰落后，苏格兰的主要(yao)机构及(ji)其成员开(kai)始寻(xun)求现代化，或者说推进(jin)“改良”。最终，到18世纪中叶的时候，联合带来(lai)了经济效(xiao)益，苏格兰迅速发生变化。这(zhe)些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格拉斯哥的发展。在斯密的学生时代，格拉斯哥的人口约1.7万，到斯密去(qu)世时增长到8万人。除(chu)农业外(wai)，纺织品尤其是亚麻布生产是苏格兰的主要(yao)工业。烟草贸易大幅增长，对格拉斯哥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(yao)的作用，这(zhe)使之取代布里斯托尔成为主要(yao)港口。斯密认识一批格拉斯哥的“烟草大王”。他是格拉斯哥文(wen)学协会的会员，该协会主席安德(de)鲁·科克伦就是一位“烟草大王”。至今(jin)，格拉斯哥的街道名称中还能找到他们的遗迹，比如格拉斯福德(de)、英格拉姆，还有科克伦。

直到那个世纪的后二(er)十五年，煤炭采掘和炼铁等“重”工业才开(kai)始飞速发展。《国富论》中所提出的经济原理(li)不是对应这(zhe)些产业的。斯密围绕制钉等小型手工作坊阐释其原理(li)。城(cheng)镇化和纺织品生产的确需要(yao)实体基础设施和金(jin)融基础设施的支(zhi)撑。交通依靠马(ma)（斯密就是骑马(ma)去(qu)牛津的）和船。尽管在爱(ai)丁(ding)堡和伦敦之间有服务相当高效(xiao)的长途马(ma)车，但横(heng)贯全国的旅程仍是十分艰辛的。从柯科迪到爱(ai)丁(ding)堡最便(bian)捷的途径是乘船穿(chuan)越福斯湾，而(er)不是经由陆路和摆渡。

大规(gui)模运输必须通过船运，从格拉斯哥到爱(ai)丁(ding)堡（相距约45英里）意味着要(yao)经历一段漫长而(er)危险(xian)的海(hai)上航程。为此实施了一项“改进(jin)”计划，修(xiu)建一条连接东部福斯河各河口和西部克莱德(de)湾的运河航道。该计划开(kai)始于1768年，至1790年完成。这(zhe)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成就。迄今(jin)仍在使用的格拉斯哥附近开(kai)尔文(wen)河上的高架桥(qiao)，被誉为“世界上该类工程中最了不起的杰作之一”。当然，这(zhe)些工程建设需要(yao)大量资金(jin)。许(xu)多银行伴随着这(zhe)项投资需求而(er)生。1772年艾尔银行倒闭，使福斯—克莱德(de)运河的股东面临信心丧失(shi)的问题。斯密对这(zhe)些事件(jian)有清晰的认识，在《国富论》中可以看到他对投机商（“项目计划人”）、银行业和金(jin)融监管的看法。

《猜火(huo)车2》（2017）剧照。

官方认可的苏格兰教(jiao)会政权形(xing)式是长老会，属于严格的加尔文(wen)教(jiao)派，英联邦原封不动地(di)保留了这(zhe)个形(xing)式。强制信奉正教(jiao)的历史由来(lai)已久。例(li)如，1696年有一名19岁的学生托马(ma)斯·艾肯黑德(de)被判亵渎上帝。然而(er)，改变已无处不在（至少在精英阶层是如此）。苏格兰不设独立议(yi)会强化了苏格兰长老会的作用，长老会的大会近似于国家级的辩论论坛。这(zhe)一作用使其成为政治焦点，并最终促使苏格兰教(jiao)会和苏格兰启蒙运动达成了某种互谅。威廉·罗伯逊本人就是生动的体现。他任爱(ai)丁(ding)堡大学校长逾(yu)三十年，也是教(jiao)会派系现代化改革的领袖人物，被称为“温和派”。通过斗智斗勇，这(zhe)群志趣(qu)相投的“现代化者”致力于“改良”，设法成了大会里的多数“派”。这(zhe)令温和派能够(gou)控制教(jiao)会选任的牧师们赞同改良和“启蒙”。斯密与改良派的领袖们交好，这(zhe)个圈子里有各色人物，其中包括被认为是“异(yi)教(jiao)徒(tu)”的大卫·休谟。

除(chu)了休谟这(zhe)个特例(li)以及(ji)凯姆斯等上议(yi)院法官，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像斯密一样是大学教(jiao)授。以苏格兰的国土和人口规(gui)模而(er)论，这(zhe)里出现了五所大学—圣安德(de)鲁斯学院、阿伯丁(ding)的国王学院和马(ma)修(xiu)学院、爱(ai)丁(ding)堡大学以及(ji)格拉斯哥大学—确实令人震撼。这(zhe)些大学的传统(tong)使命是培养牧师，这(zhe)个使命延续了一整个世纪，但到彼时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
教(jiao)学体系被重新设计，授课(ke)不再用拉丁(ding)文(wen)（哈奇森是先驱者）。法律教(jiao)授职位得以设立，爱(ai)丁(ding)堡大学（1740）和格拉斯哥大学（1760）正式成立了医学院（尽管形(xing)式上是一门课(ke)程，但医学教(jiao)育那时已岌岌可危）。这(zhe)种“强调职业教(jiao)育的主张(zhang)”，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表现。法律、医学学科发展的同时，化学和植物学等对促进(jin)农业发展（如化肥）和“工业”发展（如亚麻染料）有明显作用的学科也在扩张(zhang)。但这(zhe)些大学对智识教(jiao)育也持开(kai)放(fang)态度。课(ke)程体系变了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接受(shou)并宣扬艾萨克·牛顿学说的速度。

苏格兰是个小社会，其主要(yao)的法律、教(jiao)会和学术机构组成了一张(zhang)网。这(zhe)些机构的理(li)事会里全是知(zhi)识精英。有了主要(yao)机构里这(zhe)种精英的参与，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“建构”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(zhe)种参与进(jin)一步表现为俱乐部和辩论会的规(gui)模激增，它们为大学、法律界、教(jiao)会、“进(jin)步”贵族和商人（特别是在格拉斯哥）搭建了思想汇(hui)集平台。例(li)如，“精英”协会（更正式、含义更清晰的名称是“爱(ai)丁(ding)堡艺术、科学、制造业和农业促进(jin)协会”）的成员包括斯密、休谟、凯姆斯和罗伯逊。尽管有天(tian)性腼腆(tian)的名声在外(wai)，但斯密是几个协会里的活跃(yue)分子，其中有兼收(shou)“市民和大学师生”的格拉斯哥文(wen)学俱乐部，还有兼具欢乐与智慧的爱(ai)丁(ding)堡牡蛎俱乐部。他是爱(ai)丁(ding)堡皇家学会（1783）的创始会员之一。

一些俱乐部会关注“礼(li)貌”。这(zhe)反映了新兴的城(cheng)市文(wen)化，因此“文(wen)雅”（以及(ji)相关的“文(wen)明”）成为性格和行为被正面评价(jia)的特征。这(zhe)些是《道德(de)情操论》的主要(yao)论题。

启蒙运动：苏格兰及(ji)其他地(di)区

毫无疑问，斯密是被彼得·盖伊称为“启蒙运动之家”里的一员。启蒙运动是一场自我意识觉醒的运动。参与者自然是受(shou)过良好教(jiao)育的社会阶层成员，在苏格兰就是那些文(wen)人学者。在苏格兰，他们是专业人士，特别是律师、医生、大学教(jiao)授，在欧洲其他地(di)方亦(yi)如此，只有法国是个例(li)外(wai)。

启蒙运动没有局限(xian)在某个区域，其成员遍布欧洲和北美洲。文(wen)人学者们真(zhen)心实意地(di)参与这(zhe)场国际对话，认为自己参加的是同一场辩论。这(zhe)种对话有一种方式是直接交锋。例(li)如，斯密1755年为短(duan)命的《爱(ai)丁(ding)堡评论》写了关于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的评论，与让—雅克·卢梭进(jin)行了对话。对话的第二(er)种形(xing)式是广泛传播相关著作和译作。《国富论》和《道德(de)情操论》两本书被快速译成多国文(wen)字，加速了其传播。例(li)如，意大利人通常通过法语版了解到《国富论》。斯密代表其大学购买了丹尼斯·狄德(de)罗的《百科全书》前七卷（始于1755年），很好地(di)诠释了当时那种知(zhi)识共享传播的氛围。所有苏格兰人都受(shou)到夏尔·塞孔达·孟德(de)斯鸠男爵思想的影响(xiang)，尽管斯密（通常）在其公布的参考书目里鲜有提及(ji)孟德(de)斯鸠，但从他的授课(ke)笔记中可以清楚地(di)看到他很熟悉(xi)孟德(de)斯鸠的著作。

《诺丁(ding)山(shan)》（1999）剧照。

他们自己所作的“光”的比喻，形(xing)象(xiang)地(di)说明了这(zhe)些自我意识强烈的知(zhi)识分子关注的核心是什么。光意味着之前的时代是相对愚昧的。用不那么隐晦的语言来(lai)解释，这(zhe)种光明与黑暗的对照，就是知(zhi)识和理(li)性的一面与无知(zhi)、偏见、迷(mi)信的另一面的对照。奴役、折(she)磨、巫术、宗教(jiao)迫害等类似的东西，如同黑夜的产物和遗骸，是应当被反对的。

斯密的著作表明他同意这(zhe)个观点。尽管作为作家他不喜欢表达愤怒，但他清楚奴隶制是罪恶(e)的，毫不含糊地(di)谴(qian)责杀(sha)婴行为，并猛烈地(di)抨(peng)击(ji)司(si)法不公。对于最后一种情形(xing)，他有切身经历。在图卢兹时，一名加尔文(wen)教(jiao)徒(tu)吉恩·卡(ka)拉斯被错控谋杀(sha)了自己的儿子并被处以死刑（斯密在《道德(de)情操论》的最后一版中补充了有关这(zhe)一事件(jian)的内容）。

科学闪耀(yao)的光芒是驱散黑暗的关键。艾萨克·牛顿是那片苍穹中最耀(yao)眼的星。牛顿是启蒙运动的英雄人物。简要(yao)概述他的成就，就是从行星运行轨(gui)迹到苹果自树(shu)上落下等一系列自然现象(xiang)中归结(jie)出的几条简单原理(li)（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）。关键是，这(zhe)些定律被证(zheng)明是正确的。牛顿的计算认为地(di)球更像一个芜(wu)菁（两极(ji)部分更为扁(bian)平）而(er)不是柠檬（两极(ji)更长），这(zhe)与法国数学家、哲学家勒内·笛卡(ka)尔的理(li)论体系正相反，而(er)去(qu)拉普兰和赤道地(di)区的科考团证(zheng)实了牛顿的这(zhe)个观点。彰显牛顿身份地(di)位的一个标志是，称某人的工作堪比牛顿是对该项工作的最高评价(jia)。例(li)如，约翰·米勒在《历史评论》（1787）中称斯密是“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牛顿”，因为他揭示了商业原理(li)。斯密同样具有启蒙运动式的热忱，他广博的天(tian)文(wen)学知(zhi)识即是力证(zheng)。

苏格兰人信仰进(jin)步。这(zhe)种信仰要(yao)求对经年累月的社会变革作记述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部分作品践(jian)行了这(zhe)一使命。斯密的大学演讲报告具有这(zhe)样鲜明的特征，而(er)这(zhe)也是《国富论》的一个重要(yao)主题。苏格兰人对进(jin)步的定义相对谨慎。他们认为光芒已经普照，而(er)在此进(jin)程中知(zhi)识增长确为关键因素。然而(er)，他们不像法国或英格兰的同时代人那样有信心，认为进(jin)步总是自然和必然的，且在所有方面都是一种改进(jin)。苏格兰人如此谨慎的一个重要(yao)原因是，他们看重社会习俗的作用，习俗对明显或快速的革新是抵制的。本着这(zhe)个看法，斯密强调社会应徐徐图变，认为变化本身往往是非故意的结(jie)果。这(zhe)些重要(yao)观点贯穿(chuan)于他全部著作之中。

本文(wen)选自《亚当·斯密》，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，非原文(wen)所有。

原文(wen)作者/ [英国]克里斯托弗·J.贝里

摘编/何(he)也

编辑/张(zhang)进(jin)

导语校对/赵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