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与1960年代，那些受惠于布罗代尔的年鉴第三(san)代们，同样沉迷于对事件(jian)的摒弃、对社(she)会经(jing)济结构的执(zhi)着以及(ji)对经(jing)济数据等统计资料的迷恋中。彼时的伊(yi)曼纽尔·勒(le)华(hua)拉(la)杜里(li)极端强调计量(liang)的重要性以及(ji)计算机处理数据将带来的经(jing)济社(she)会史等总体性研究的进一(yi)步(bu)拓展，这(zhe)当(dang)然(ran)是其受拉(la)布鲁斯与布罗代尔影响的结果。但若联想到勒(le)华(hua)拉(la)杜里(li)本人后来成为微观(guan)史学转向的先驱，便不能不感到反讽(feng)，并意识到布罗代尔之后的年鉴学派的嬗变(bian)。

年鉴学派在第一(yi)代时除社(she)会经(jing)济研究之外，同样关注对心态史的研究。布洛赫的《国王神迹》与费弗尔的《十六世纪(ji)的不信教问题：拉(la)伯雷的宗教》皆(jie)是此中翘楚。而年鉴第三(san)代如同“祖(zu)父定律”一(yi)般继承了这(zhe)一(yi)点——在他(ta)们的学术生(sheng)涯中期，不止一(yi)人放弃了曾经(jing)的经(jing)济基础(chu)或人口研究，转而思考文化的上(shang)层建筑。有些研究者，如勒(le)华(hua)拉(la)杜里(li)的《蒙塔尤》与《罗芒狂欢节》所示，选(xuan)择了微观(guan)的研究路(lu)径，这(zhe)无疑是对布罗代尔排斥心态史与强调总体史学的反动。在这(zhe)一(yi)“从地窖到顶楼(lou)”的转换中，更多曾经(jing)被忽视的现(xian)象(xiang)被“以新的跨学科方法”纳入史学研究领域之中。然(ran)而伴随这(zhe)种多样化而来的，也是史学的“碎片(pian)化”。即(ji)使庞大如年鉴学派，在这(zhe)一(yi)“文化转向”与“微观(guan)转向”的风潮中，也再难以像布罗代尔时代那样，以一(yi)个大致统一(yi)的史学方法论定义学派自身，更多只是一(yi)个松散的联盟。[2]

本书的作者乔治(zhi)·杜比也正是在这(zhe)样的背景下作为历史学家登场的。他(ta)虽非布罗代尔的直(zhi)系门生(sheng)，却(que)因(yin)与芒德鲁等人交好进入年鉴学派的圈子。从某种意义上(shang)讲，杜比靠近年鉴学派自有其渊源：其人对农村社(she)会的关注接近于布洛赫，对地域史的重视亦有费弗尔的影子，而对心态史和记忆的重视同样受惠于两者。杜比也受布罗代尔的影响，写下充分重视结构的《中世纪(ji)西欧(ou)的农村经(jing)济与乡村生(sheng)活》等著作。不过在新旧典范更替的1970年代，杜比也与年鉴学派第三(san)代的好友与同事勒(le)高夫、勒(le)华(hua)拉(la)杜里(li)等人共同参与到史学革命(ming)之中。而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乔治(zhi)·杜比的这(zhe)本《布汶的星期天》，正出版于新旧交替时代的1973年。它本身带有新文化史转向的若干踪迹，却(que)又牢牢根植于年鉴学派的结构分析传统中，堪称(cheng)新旧典范的完美结合。[3]

事件(jian)、结构与记忆：解评《布汶的星期天》

马克·布洛赫曾说：“年鉴学派并不天然(ran)地厌恶(e)政治(zhi)史和事件(jian)史，只是在更新观(guan)念的过程中需要先涤清旧的思路(lu)，所以没有精力来先写事件(jian)史。”这(zhe)种说法暗示了一(yi)种对新的事件(jian)史的呼吁，即(ji)若在新的史学观(guan)念确立之后——在年鉴学派那里(li)，这(zhe)无疑指对历史的结构性分析的确立——那么事件(jian)史的书写仍是可取的。而杜比的本书从某种意义上(shang)说正是对布洛赫这(zhe)一(yi)断(duan)言(yan)迟来的确证。用杜比在引言(yan)中的话(hua)讲：“只有将事件(jian)的符号重新置于当(dang)时它所属的文化系统中，才能对其做(zuo)出恰当(dang)的解释。”基于事件(jian)的特殊性，隐(yin)藏其间的深层信息会揭露出日常生(sheng)活中人们很少或从不谈及(ji)的东西，这(zhe)也体现(xian)出研究事件(jian)对理清历史结构的意义。除强调事件(jian)与结构的作用外，杜比同样强调了记忆的重要性，他(ta)力图探求(qiu)对事件(jian)的感知是如何扩散、失真、被想象(xiang)或遗忘。因(yin)此，我们可以从事件(jian)、结构与记忆这(zhe)三(san)个方面入手去把握杜比的思想。

《布汶的星期天》书封

在第一(yi)部分“事件(jian)”中，乔治(zhi)·杜比试图借(jie)助布列塔尼(ni)人纪(ji)尧姆的叙述来展开。纪(ji)尧姆是布汶之战的主角菲利(li)普·奥古斯都身旁的文学近臣，也是布汶之战的亲(qin)历者与见(jian)证者。在他(ta)所续写的里(li)戈的《菲利(li)普·奥古斯都武功歌》的后半部分中，我们能看到来自卡佩王室官方对这(zhe)一(yi)事件(jian)最(zui)直(zhi)接、最(zui)清晰的记述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为了让读者对此次(ci)事件(jian)发生(sheng)的情况大致有所了解，杜比首先介绍了布汶之战的舞台与演(yan)员(yuan)。

杜比以纪(ji)尧姆对女(nu)人在这(zhe)次(ci)战争中的忽略谈起，介绍了舞台上(shang)的第一(yi)个演(yan)员(yuan)——骑士，既阐释了骑士三(san)个等级理论中执(zhi)剑征战的地位，也说明了彼时骑士所经(jing)历的武器(qi)与装备的革新；其次(ci)是法方阵营的演(yan)员(yuan)：首要的国王菲利(li)普·奥古斯都，他(ta)前半生(sheng)的功绩、他(ta)的血统与合法性以及(ji)国王在彼时政治(zhi)秩序中的地位；接着是伯爵与各个大贵(gui)族们，他(ta)们经(jing)由姻亲(qin)与封建制度构成了人际(ji)关系网(wang)，他(ta)们的利(li)益动机与爱恨情仇；然(ran)后是手持武器(qi)参与战争或出谋划(hua)策的教士；最(zui)后是无名的公社(she)民兵们。接着是联军(jun)阵营：经(jing)由英格兰(lan)国王无地王约翰资助，由神圣罗马帝(di)国皇帝(di)奥托、佛兰(lan)德斯伯爵斐迪(di)南与布洛涅伯爵雷诺率领的敌对一(yi)方，他(ta)们各自的人际(ji)关系网(wang)以及(ji)利(li)益诉求(qiu)，以及(ji)不能出现(xian)在“正义”阵营的布拉(la)班特佣兵们。在简要点出战争的空间舞台布汶之后，作者又梳理了战争爆发的政治(zhi)背景：被十字军(jun)东征与遏(e)制摩尔人等事件(jian)纠(jiu)缠起来的，在12世纪(ji)后期到13世纪(ji)初不断(duan)加强集权的欧(ou)洲基督教世界(jie)四大势力——教皇、神圣罗马帝(di)国皇帝(di)、法兰(lan)西国王与英格兰(lan)国王，以及(ji)之间的冲突(tu)。教皇与法兰(lan)西国王菲利(li)普·奥古斯都站在一(yi)起反对意志对立的国王奥托，支持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；而奥托是英格兰(lan)国王约翰的外甥(sheng)，出身安(an)茹家族的约翰既是英格兰(lan)国王，同时也是法兰(lan)西国王治(zhi)下最(zui)大的封臣与心腹之患。在布汶之战十年前，他(ta)便被法兰(lan)西国王剥夺(duo)了诺曼底与安(an)茹的封地，之后便处心积虑地寻(xun)求(qiu)复(fu)仇。“是日”一(yi)段直(zhi)接引述安(an)德烈·杜比改写的纪(ji)尧姆的原始记述，带有鲜明的中世纪(ji)武功歌与通俗化的王室宣传色彩，但同样具有清晰且尽量(liang)切(qie)近真实的叙述与流畅易读的文学性。

在这(zhe)本正文内容仅一(yi)百九十页的小册子中，第二部分“解评”占(zhan)了一(yi)半篇幅(fu)，可见(jian)这(zhe)部分内容实际(ji)才是本书的重点。相较于第一(yi)部分对舞台和演(yan)员(yuan)的直(zhi)接刻画(hua)，这(zhe)部分则是对形成这(zhe)样的舞台与这(zhe)些演(yan)员(yuan)的社(she)会处境和思想观(guan)念的分析，即(ji)年鉴学派一(yi)直(zhi)以来强调的结构视角与整体性研究。不过“解评”主要研究公元一(yi)千年后至十三(san)世纪(ji)的政治(zhi)结构、社(she)会经(jing)济与思想文化的变(bian)动。若用布罗代尔的三(san)时段理论去思考，其实更近于中时段的研究。

杜比从四个角度展开本章(zhang)的写作。其一(yi)是和平。在杜比看来，相较于公元一(yi)千年之前欧(ou)洲人对战争习惯性的接受，在公元一(yi)千年之后，人们的战争观(guan)发生(sheng)了巨大变(bian)化。这(zhe)无疑归因(yin)于基督教的普及(ji)与巩固——人们将暴力与傲慢视为恶(e)，而和平则是上(shang)帝(di)应允的善。在这(zhe)一(yi)时代，唯有为保护信仰与复(fu)仇的战争才符合正义。然(ran)而，由于加洛林帝(di)国崩溃到公元十一(yi)世纪(ji)的封建革命(ming)（杜比称(cheng)之为“千年之变(bian)”），国王与大领主实际(ji)无法承担(dan)仲裁复(fu)仇与维护秩序的职(zhi)责，人们只好祈求(qiu)教会出面维护上(shang)帝(di)的和平。教士们将执(zhi)剑的权力限制在贵(gui)族等级之内，并对这(zhe)些躁动不安(an)的人们进行教化，以十字军(jun)运动为号召，让他(ta)们将野蛮发泄(xie)在对异教徒(tu)的征战中。随着教会阶序化的发展与教皇的集权，这(zhe)一(yi)教会主导(dao)下的上(shang)帝(di)的和平也扩大了自身的范围。到了十三(san)世纪(ji)初，在法国南部，由于王权在此处的衰弱与封建化的彻(che)底，这(zhe)里(li)堡垒林立、盗贼横(heng)行，而教会只好依赖第三(san)等级的劳动者为和平事业做(zuo)贡献。然(ran)而虔诚的第三(san)等级拿(na)起武器(qi)后便意识到自身的力量(liang)，如今他(ta)们不再认可贵(gui)族与等级秩序的必要性，这(zhe)便发展成了异端——即(ji)纯洁派。为打(da)击这(zhe)种异端，教会认可了来自北部的王权对南部的征服。而在中世纪(ji)盛期的法国北部，虽然(ran)卡佩王室一(yi)度沦为“法兰(lan)西岛伯爵”，但随着其经(jing)济实力的扩展，他(ta)们也开始效仿诺曼底公爵等领主，意图借(jie)由实现(xian)公共和平的目的，将维护秩序与发动战争的权力收归己身。在上(shang)帝(di)和平的神圣号召下，王权逐渐成为公共权力。

在第二小节“战争”中，杜比以金钱之于作战的方方面面切(qie)入。对骑士而言(yan)，战争是其获得财富的最(zui)佳聚敛方式，而财富也使得他(ta)们可以借(jie)由上(shang)缴金钱抵(di)消自身参战的封建义务。这(zhe)部分金钱除了落入仍旧参战的贵(gui)族手中，还制造出了一(yi)批虽非贵(gui)族却(que)参与战争的佣兵。作为三(san)个等级的例外，他(ta)们被贵(gui)族与教士摒弃，但无可置疑的是，他(ta)们的短刀虽非高贵(gui)的象(xiang)征，但其流动与参战却(que)带来了财富的聚集与转移，以及(ji)作战能力的提升。杜比接着刻画(hua)了彼时骑士阶层的一(yi)项重要活动——比武。在已(yi)成年但因(yin)暂时不能获得领地成为领主的青年贵(gui)族的过渡时代，比武成为他(ta)们最(zui)重要的活动。尽管教会因(yin)意外死亡的发生(sheng)禁止了比武，但由于金钱与荣誉的诱惑以及(ji)对勇武美德的追求(qiu)，骑士们仍乐此不疲地参与这(zhe)一(yi)活动。这(zhe)也成为他(ta)们磨练武艺(yi)的最(zui)佳方式。赌博与赎(shu)金使得这(zhe)些并不富有的骑士们甘(gan)愿(yuan)冒险，而比武现(xian)场的需要与慷(kang)慨的美德要求(qiu)也使比武成为一(yi)种集市、一(yi)种经(jing)济流通手段。不过彼时的骑士也并非只是粗俗的武者，他(ta)们有自身的文化：教会创建的骑士团(tuan)要求(qiu)人们节制并为信仰而战，但深受亚瑟(se)王传说、骑士武功歌与家族神话(hua)影响的骑士们更在意的是勇武、慷(kang)慨以及(ji)在女(nu)性面前施展风度等骑士价值。在这(zhe)一(yi)小节的最(zui)后，杜比考察了战争作为一(yi)种劫掠活动——它引起人们逐利(li)的欲望。为了更好地获得俘虏身上(shang)的赎(shu)金，活捉而非杀(sha)死敌人成为战争的准则。

与战争不同，战斗并非掠夺(duo)活动，而是秩序的延伸，是作为神意裁判方式的决斗的扩大化，是为了以命(ming)运的结果终结某种纷争，而非通过不断(duan)的战争与妥(tuo)协去构成这(zhe)种纷争。作为一(yi)种神圣的宗教典礼，战斗有自身的仪式：合适的场地、演(yan)说与开战前对神恩的祈祷(dao)，以及(ji)合乎(hu)圣三(san)一(yi)的排兵布阵。也正因(yin)此，上(shang)帝(di)才能将最(zui)终的判决显示给命(ming)运之争中的双方。

最(zui)后则是胜(sheng)利(li)。王室和贵(gui)族的文学新贵(gui)赞叹(tan)于那些在战斗中显示出骑士美德与勇武的骑士，记述了他(ta)们精湛的技(ji)艺(yi)。但在这(zhe)种记述背后，对利(li)益的考量(liang)仍是参战者实际(ji)关注的焦点。布汶之战在此体现(xian)为两种对立的教士生(sheng)活观(guan)：在利(li)益驱动下又显示出某种改革精神的奥托与约翰，以及(ji)维护教会与秩序利(li)益的菲利(li)普·奥古斯都。战斗之后，菲利(li)普获胜(sheng)，他(ta)取得了荣耀，击败了敌人，粉碎了阴谋，从赎(shu)金中获得了财富，并在巴黎民众的欢呼中让王国化作实体。他(ta)的余生(sheng)都在和平与秩序中度过，法兰(lan)西的王权由他(ta)大大扩展，而其去世之后卡佩的统治(zhi)已(yi)然(ran)稳固。

在第三(san)部分“传奇”中，杜比从事件(jian)现(xian)场，与构成这(zhe)一(yi)事件(jian)现(xian)场的结构分析中走出，开始告诉我们事件(jian)之后的故事：事件(jian)在人们心中如何演(yan)变(bian)，而这(zhe)一(yi)演(yan)变(bian)又体现(xian)着怎样的时势。杜比首先介绍了历史学——尤其是编年史，在中世纪(ji)基督教修道文化中的意义与传承，而在王权复(fu)兴的背景下，来自宫廷的记述也逐渐增加。其后，他(ta)用一(yi)种历史记述的政治(zhi)地理学考察了布汶之战——当(dang)时西欧(ou)世界(jie)留下的文本中对布汶之战记述的集中、缺失、丰富与简略的意义，并从德意志与英格兰(lan)的文本中看到了来自战场另一(yi)边的观(guan)点。接着杜比考察了事件(jian)最(zui)重要的记述者纪(ji)尧姆的另一(yi)文本——《菲利(li)普·奥古斯都史诗》。与武功歌不同，这(zhe)一(yi)文本中的舞台灯光有所变(bian)化，更倾向于塑造敌人的邪恶(e)，并以此召唤出法兰(lan)西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出场。而在穆斯克、里(li)歇尔与兰(lan)斯吟游诗人的记述中，故事增添了原本并不具有的情节：菲利(li)普国王将王冠(guan)置于地，向骑士们演(yan)讲，并要求(qiu)更有能力之人成为国王以保卫法兰(lan)西，而最(zui)终在骑士的拥护下英勇杀(sha)敌，显示自身与王冠(guan)相称(cheng)。杜比指出，这(zhe)一(yi)情节并非这(zhe)些作者对于“骑士与贵(gui)族仍有超越王室权力的政治(zhi)可能”这(zhe)一(yi)时代的追念，而是对因(yin)王冠(guan)接触大地成为集体象(xiang)征，并以胜(sheng)利(li)作为第二次(ci)神圣加冕(mian)的法兰(lan)西君主制的歌颂。

14世纪(ji)之后，菲利(li)普·奥古斯都的伟业被其孙圣路(lu)易所遮(zhe)蔽，逐渐不再被人提及(ji)，直(zhi)至19世纪(ji)的奥尔良时代才再次(ci)浮(fu)上(shang)水(shui)面，而这(zhe)正是现(xian)代民族国家稳固之时。每(mei)一(yi)位近代的历史学家都以其自身目的对布汶之战进行了强调与遮(zhe)蔽：梯也里(li)以之作为过去的中间阶级与底层阶级爱国心的确证，米什莱对布汶之战的不屑则体现(xian)出他(ta)的反教权与反君主制情绪。在普法战争之后，作为对德屈(qu)辱的心理补偿，布汶之战成为法国人的民族象(xiang)征，是爱国情绪的体现(xian)。不过在这(zhe)个基础(chu)教育的共和国里(li)，被强调的并非贵(gui)族与国王，而是那些在战役(yi)发生(sheng)时并不受重视的公社(she)民兵们。1945年二战结束(shu)后，布汶之战又逐渐被人淡忘。无疑，在欧(ou)洲联合的大背景下，这(zhe)一(yi)象(xiang)征法德民族矛(mao)盾的事件(jian)的地位有些尴尬。在本书最(zui)后，杜比提出了疑问：如何在战争被逐出记忆畛域的时代，去记忆这(zhe)样一(yi)场以战斗决定自身命(ming)运的事件(jian)？

人类学、政治(zhi)文化与记忆的多重综合：《布汶的星期天》的创新与学术史意义

《布汶的星期天》虽是一(yi)本面向大众读者的小书，但其中的方法论创新与史学写作实践(jian)却(que)使其成为一(yi)流的史学名作。挪用杜比本人的话(hua)讲，可谓“一(yi)书之微，亦有远旨”。然(ran)而因(yin)此，要对其创新进行总结也并非易事。好在作者在“序”中给了我们提示：在作者看来，他(ta)是从三(san)个层面进行这(zhe)一(yi)研究的。

第一(yi)点是人种学，即(ji)人类学——“将布汶之战中的士兵视作异族部落，观(guan)察他(ta)们的行为举止、呐喊、激情以及(ji)令(ling)其癫狂的幻觉中的种种独特之处”。自诞(dan)生(sheng)之初直(zhi)至今日，人类学的核心特点之一(yi)便是其研究对象(xiang)为“异族”。而在杜比进行书写的1960、1970年代，风头正盛的正是以列维-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人类学。借(jie)助这(zhe)一(yi)视角，人类学家得以陌生(sheng)化地认识与其自身存在不同的人类社(she)会，并由此看出这(zhe)些社(she)会中的象(xiang)征与结构。而在杜比这(zhe)里(li)，他(ta)采取人类学方法的原因(yin)便在于这(zhe)种陌生(sheng)化。他(ta)反对那些将布汶之战中的人类心理全然(ran)等同于现(xian)代人的政治(zhi)史做(zuo)法，因(yin)此试图透过这(zhe)种陌生(sheng)化去考察彼时国王与贵(gui)族、骑士与平民所思所想的独特性与自身的演(yan)变(bian)逻辑。当(dang)然(ran)，杜比并未陷入人类学方法带来的自我本位主义取向。在全书的最(zui)后，他(ta)将布汶之战时期人们以信仰之战决定命(ming)运的行为，与今日以弗朗哥等独裁者为代表的在取得僭(jian)主权力后再借(jie)助信仰将自身合法化的行为形成对比，虽未直(zhi)接提出批评，却(que)暗示了古今之别下的某种共性。

第二点是政治(zhi)文化。在杜比那里(li)，将事件(jian)放在战争、休(xiu)战与和平的大序列与长时段分析中，是为了更精准地界(jie)定政治(zhi)的范畴，并更好地理解当(dang)时神圣与世俗是如何交织的。如上(shang)文对全书第二部分的概括所述，杜比力求(qiu)在事件(jian)背后分析的，是结构起事件(jian)的人们的行动与观(guan)念何以形成。他(ta)梳理了在和平号召下王权与教权的演(yan)变(bian)，以及(ji)人们对公共权力想象(xiang)的变(bian)化；梳理了彼时人们对神意与虔诚的理解、将战斗作为宗教行为的意义。同时，即(ji)使是在年鉴传统中占(zhan)据重要地位的“经(jing)济”，在本书中也更多作为影响人们“钱”的观(guan)念性存在，刺激着人们的想象(xiang)和欲望，并制约着不同阶层人们对自身的定位与如何合适地进行行动与生(sheng)活。这(zhe)并不代表杜比忽略了社(she)会经(jing)济基础(chu)——事实上(shang)他(ta)在本书中多次(ci)强调商业发展对卡佩王室王权的影响——但我们仍不难从中看出某种更注重意识形态与思维体系研究的取向，而这(zhe)正是新文化史进行历史书写的出发点。[4]

第三(san)则是记忆。在杜比看来，重大事件(jian)之所以有价值，便在于它的影响被“见(jian)证者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幻想不断(duan)放大”，在于它的影响被人们长时间地谈论，在于它的爆发所引起的物(wu)议沸腾。因(yin)此，若不去考察事件(jian)发生(sheng)后人们对它的记忆、遗忘与变(bian)形，便可能错(cuo)失事件(jian)的多重意义。在杜比对记忆的处理上(shang)，我们不仅能看到年鉴学派第一(yi)代在斯特拉(la)斯堡时期与社(she)会心理学家、集体记忆提出者莫里(li)斯·哈布瓦赫交好并提出心态史研究的踪迹，也能看到80年代后半期，在大革命(ming)正统与修正学派的争论中，人们对民族记忆的关怀导(dao)致的记忆史学的勃兴——如皮埃尔·诺拉(la)主编的巨著《记忆之场》——的前奏。[5]当(dang)然(ran)，研究历史记述与记忆为我们处理事件(jian)的身后史，并将作为叙事存在的事件(jian)历史，视作每(mei)一(yi)个时代的当(dang)代史提供了便利(li)，但同时也存在导(dao)致“一(yi)切(qie)历史都是叙事”，因(yin)而不存在真实历史的后现(xian)代史学质疑的风险。[6]杜比虽未直(zhi)接处理这(zhe)一(yi)问题，但在对历史书写趣味的强调，以及(ji)对布列塔尼(ni)的纪(ji)尧姆所做(zuo)记述“做(zuo)到最(zui)大程度的真实”“清晰详(xiang)实，没有过度曲意逢迎，亦不刻意炫耀学识或滥用修辞”的肯(ken)定性评价中，也侧面坚守了历史书写有其意义的态度。

《记忆之场》书封

总体而言(yan)，尽管本书存在作为战役(yi)史却(que)对战争艺(yi)术着墨不多的遗憾（杜比本人的建议是参考维尔布鲁根的专著），《布汶的星期天》仍堪称(cheng)一(yi)部杰作。如同布汶之战本身立足在法兰(lan)西君主制发展与中世纪(ji)欧(ou)洲经(jing)由封建革命(ming)走向民族国家的转折点一(yi)样，本书的写作本身也立足在史学革命(ming)的转折点上(shang)。这(zhe)使得它有一(yi)种难能可贵(gui)的综合态度：除了勒(le)高夫所称(cheng)赞的“结构与事件(jian)的综合”外，本书也是优美的写作艺(yi)术与严谨的史学分析的综合——是中世纪(ji)武功歌与法国小说奠定的叙事传统与布罗代尔式的时段-结构分析的综合，社(she)会经(jing)济史研究与文化史转向的综合，古典文献与当(dang)代跨学科方法的综合，公众史学与专业历史研究的综合。相较于标志着年鉴学派转型的另一(yi)巨著《蒙塔尤》，本书一(yi)面更加重视总体性分析，没有那么微观(guan)；一(yi)面却(que)在叙事上(shang)远胜(sheng)于后者分门别类的社(she)会科学式琐碎叙述。本书继承自布罗代尔与年鉴传统却(que)不失之枯燥，启发新文化史与记忆史研究诸(zhu)家却(que)未陷入其后现(xian)代困境之中。《布汶的星期天》在留存、改写、形塑人们的忆的同时，其自身也已(yi)成为法兰(lan)西民族记忆之场的一(yi)部分。

注释：

[1]［美］彼得•伯克著《法国史学革命(ming)：年鉴学派，1929-2014》（第二版）刘永华(hua)译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(she)，2016年版，第55页。

[2]有关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，参见(jian)[美]彼得·伯克：《法国史学革命(ming)：年鉴学派，1929-2014》（第二版），刘永华(hua)译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(she)，2016年版。

[3]关于乔治(zhi)·杜比本人的生(sheng)平，参见(jian)本书译者后记，[法]乔治(zhi)·杜比：《布汶的星期天》，梁爽(shuang)、田梦译。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(she)，2017年版，第262-267页。

[4]有关新文化史的介绍，可参[美]林·亨特主编：《新文化史》，姜进译。上(shang)海(hai)：华(hua)东师范大学出版社(she)，2011年版。

[5]有关记忆史学的研究，参见(jian)[法]皮埃尔·诺拉(la)主编：《记忆之场：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(she)会史》，黄艳红等译。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(she)，2020年版。

[6]有关后现(xian)代史学的相关问题，参见(jian)[美]海(hai)登·怀特：《元史学》，陈新译。南京：译林出版社(she)，2017年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