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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唐国库》——
从国库看唐朝(chao)
李(li)鸿宾 《人民日报》（2025年02月21日第 20 版）
《大唐国库》：葛承(cheng)雍著；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。
在日本奈良正仓院的深处，一把(ba)唐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静卧千年。这件承(cheng)载盛唐气(qi)象的文物，与(yu)葛承(cheng)雍《大唐国库》一书收录的敦煌“和籴”文书、西安(an)大明宫银锭形成了(le)跨越时空的对话。《大唐国库》不同于以往(wang)的账簿式写作，以跨文明的宏阔视野、文物与(yu)文献互证(zheng)的双重维度，将我们引入更为(wei)立体的大唐财政图景。
国库意(yi)味着国家资源的再分配，唐朝(chao)国库的功能主要(yao)体现在三方面：一是(shi)供给以皇帝为(wei)代表的宗室成员，还(hai)有宫室营造、庙宇广建、服辇配备等；二是(shi)国家的行政开(kai)支，主要(yao)是(shi)管理人员的工资薪俸，包括(kuo)职(zhi)田、禄米和俸钱诸(zhu)项；三是(shi)军队的供奉，以军粮(liang)、军衣、军费的支出为(wei)主。唐朝(chao)从公元618年建政之后的130多年，国家的财政收支大致呈(cheng)现由低向中到高的发展趋势，到玄宗时达到顶峰。这方面不断被传世、出土文献和文物遗迹所证(zheng)实。该书在解读唐代制度条(tiao)文的基础上，将百余(yu)幅唐代文物图像予以学理化编排。从含嘉仓铭砖的刻字到敦煌文书中的“和籴”账目，从西安(an)大明宫遗址出土的杨国忠进奉银铤(ding)到何(he)家村窖藏中的庸(yong)调银饼，这些沉默的器(qi)物在作者笔下转化为(wei)制度的鲜活注脚。
若与(yu)历史上其他(ta)王朝(chao)和国家比较，唐朝(chao)中国以皇权为(wei)中心、行政管理和军队构筑相得(de)益彰，巍然屹立于亚欧大陆东部，其特性不言而喻。作者具有国际视野，引入日本正仓院管理制度作为(wei)参照，通过对正仓院现存(cun)的唐式账簿、仓储木简(jian)、封印(yin)制度的细致比对，揭示出奈良时代日本如何(he)将唐朝(chao)的“律令(ling)”进行本土化改(gai)造，印(yin)证(zheng)了(le)《唐六典》中“凡库藏出纳，皆行文榜”的记载。正因(yin)为(wei)国家和官府的行政能力突出，税收管辖社会的广度和深度也(ye)超出了(le)其他(ta)政权，国库制度得(de)以长久持续，这构成了(le)《大唐国库》叙事的根基。《大唐国库》也(ye)为(wei)唐朝(chao)的经济与(yu)社会走势提供了(le)令(ling)人信(xin)服的学术论述，这是(shi)本书的贡献所在。
书中对安(an)史之乱后财政转型的阐释尤为(wei)精妙。唐朝(chao)后期两税法替代租庸(yong)调制，变革财政以应(ying)对新局(ju)面。此时内外压(ya)力之下的国库职(zhi)能，与(yu)前期迥异：时刻筹措军费以应(ying)对藩镇。作为(wei)制度，国库随着唐朝(chao)的命运而兴衰，《大唐国库》对此进行了(le)研讨，通过比对开(kai)元天宝年间庸(yong)调布与(yu)两税钱的物质形态变迁，在绢帛的纹样渐变与(yu)钱币的成色波动中，观察帝国从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艰难转身的历史褶皱。
在数(shu)字化浪潮席卷(juan)史学的今天，《大唐国库》坚守(shou)物质文化的研究进路(lu)，显现出独特价值。那些泛黄(huang)的文书残(can)片、锈蚀的钱币、褪色的壁画，经过作者考古学眼光的淬炼(lian)，展现出制度史研究不可(ke)或(huo)缺的实证(zheng)意(yi)义。这种将文物考古、域(yu)外文献、图像资料熔铸一炉的研究范式，为(wei)唐史研究开(kai)辟了(le)新境(jing)，也(ye)为(wei)当下全球史视野下的比较制度研究提供了(le)方法论启示。
（作者为(wei)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）